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当代，已经创造了古代社会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现代社会如同置身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驾驶的小车之中。这种不可驾驭的制度性力量，必然将现代社会带入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之中，包括生态破坏和灾难、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等，这些风险也是相互联系的。虽然这些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比前现代风险要小得多，但一旦发生，后果更加严重，令人生畏。事实上，许多风险已经暴露出来。比如，在生态破坏和灾难方面，核辐射和核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减少，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石漠化，粮食危机，淡水危机，能源危机，气候暖化，物种灭绝加速等等，每一个都有所表现，每一个都关乎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世界性难题，它也被视为人类继贫穷、战争等危机之后的新挑战。

简而言之，环境危机是指人类的生存环境不能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危机。环境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比如，空气污染、水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等污染，以及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淡水资源、煤和石油等能源的枯竭，都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危机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平衡、稳定被打破，进而走向崩溃毁灭。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被严重打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生态反常现象（或生态灾难）。比如，气候暖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飓风暴雨增加、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危机，物种灭绝加速带来的生态失衡和崩溃等危机，就是影响全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繁荣稳定的生态危机。

由定义可以看出，“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从根本上看，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是一体的，它们具有共同的生态原因，即都是由于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被严重打破造成的。只不过环境危机是从人的角度观之，表现在与人比较接近的环境上；而生态危机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之，表现在与人相对疏远的大的生态系统上。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指出，“环境污染常常是一个讯号，即一个生态系统的联系被切断了，或者是这个生态系统已经被人为地简化了，并且因此而变得难以承受压力和抵御最终的崩溃”。“环境危机是一个标志，生态圈现在已经被那样严重地损伤了，以至于它的持续稳定也受到了威胁。”另外，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也是不同的。环境危机是就一定环境而言的，比较容易发生，也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而生态危机是就不同层级的生态系统而言的。生态系统都是变化的，总是发生着生态学上的摆动或循环，又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只有当“整个系统在这种摆动中的幅度超出于平衡点，以致这个系统不能再恢复它的正常水准时，整个系统就将崩溃”，生态危机才得以发生。因此，相比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的影响更深远，后果更严重，也更难以为人们所认知。

另外，“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不同的提法，也体现了人们不同的立场。“环境”乃“环人之境”，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活的直接物质条件，既不包含人，也不是自然界的全部，更不能凸显自然界的系统性。“环境危机”是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人类中心视角，体现的是浅生态学的“环境意识”，并不能完整概括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生态”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既指生态系统，也包括人这种生态系统当中最活跃的因子。“生态危机”是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整体主义视角，体现的是深生态学的“生态意识”，从整体来分析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也追求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解决，而不是就环境谈环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从全面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角度，我们更倾向于“生态危机”这一概念，主张用生态意识超越环境意识。

为克服生态危机，首先必须弄清楚生态危机的特征和本质。既然“生态危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那么，关于生态危机特征和本质的研究，必须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论作指导。

严耕:男，1958年出生于江苏徐州。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教师，二级教授，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博士点首任学科负责人。长期从事科技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2000年前主要研究领域是系统哲学与网络文化，2000年以后主要研究林业史和生态文明理论及建设。独立撰写或合作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网络伦理》《终极市场——网络经济的来临》《网络悖论》《网络的意识形态功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等。主编的作品主要有：《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共4部）、《生态文明丛书》（共12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构建与文化资源》、《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首部中国生态文明绿皮书，系列年度报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系列年度报告）等。创立国内首个综合性量化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并担任《中华大典·林业典》（5个分典，共1500万字）第一副主编。在《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主持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