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的基础是对农业碳排放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计算，然而，迄今为止，对农业碳排放的计算还没有统一的框架。

国内较早全面测算农业碳排放的学者是谭秋成（2011），他从水稻种植、反刍动物饲养、土壤管理，以及化肥、农用能源、农膜、农药投入四个方面测算了我国农业碳排放，除秸秆燃烧之外几乎包含了所有农业碳源，结果比较接近实际值；随后，田云等（2012）和吴贤荣等（2014）在此基础上测算了16类主要农业碳源的碳排放总量；与田云、吴贤荣等不同的是，闵继胜和胡浩（2012）在测算我国农业碳排放时，不但在考虑种植业和养殖业品种时更为全面，而且在选择碳排放系数时还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和水稻不同生长周期的差异，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基于此研究，吴贤荣（2021）也开始考虑各地生产环境差异所引起的排放系数差异；黎孔清和马豆豆（2018）认为农业碳源主要是农地投入、水稻种植、反刍动物饲养3个方面；随着农业碳排放测算的不断深入，其测算领域也逐渐扩展到隐含排放和秸秆燃烧排放上（蔡慧敏，2021）。黄祖辉和米松华（2011）认为隐含在农用能源和农业、工业投入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被忽视和低估了，并采用分层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从隐含碳排放的角度对农业系统碳足迹进行了全面量化；之后，戴小文等（2015）从消耗中间载能生产资料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角度测算了我国农业隐含碳排放。

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依托IPCC测算框架进行研究不同，国外学者除了全面测算国家或区域农业碳排放外（Parton et al.，2015；Johnson et al.，2016；Wójcik-Gront，2020），也注重对测算方法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