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探讨农民工集群行为第二阶段——参与行动的影响因素。集群行为的参与行动是基于参与意愿，经过资源整合而落实的集群行为参与事实。与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影响路径不同，集群行为行动实施的重点在于其动员结构。在第三章的总体框架指导下，构建集群行为参与行动的分析框架，分析宏观制度结构要素的影响作用和中观组织结构要素的动员作用。利用2013年深圳市坪山新区和2015年河南省叶县农民工调查数据建立回归分析模型，深入讨论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行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有关农民工集群行为治理的政策建议。

第一节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行动的解释框架

理论框架与假设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行动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制度结构要素和中观组织结构要素两类。在宏观制度结构上，城镇化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产生的政治机会为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提供了制度缺口。一方面，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不断完善增加了农民工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力，但其作为被排斥群体难以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促使农民工通过选择集群行为非制度化方式达到权益维护的目的，造成农民工集群行为的集中爆发；另一方面，非正式利益表达渠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使得农民工更可能通过集群行为“闹大”方式进行维权抗争。

在中观组织结构上，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纵向关系整合对其集群行为起控制作用，而横向关系整合为其集群行为提供资源支持。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纵向关系整合包括其与流入地政府交互过程中建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正式组织参与。它们共同组成农民工集群行为的社会控制要素。而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重构的社会关系为其组织和参与集群行为提供资源支持，以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组织参与为主，其中社会网络在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上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