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的体制形态和空间特征，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北京等5城市调查样本显示，大部分流动人口聚居地是村委会型社区；但是，在不同的调查城市，村委会型样本社区在空间区位上又呈现出多样性，表现为石家庄的城中村、北京的“城边村”、无锡郊区的农村工业化新村，等等。以全区作为观察空间的昆明官渡区调查，为深化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体制和区位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实例。本章首先总结有关流动人口聚居区体制、区位研究的文献，然后展开昆明官渡区的个案研究，包括介绍昆明官渡区概况和分析官渡区社区背景调查数据，最后作出总结和思考。

第一节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在一段时期里，城市流动人口研究并没有对社区体制和社区区位给予很多关注。这是因为，对于以“二元城市”为立论基础的城市取向研究而言，经验观察的空间范围是传统的城区，如果选择社区的话，就一定是城市居委会；对于社区取向研究而言，早期的主要关注点是进入某个社区的流动人口本身的特征，社区体制并非研究重点。

但是，城中村的研究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刘梦琴刘梦琴：《石牌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兼与北京“浙江村”比较》，载于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以北京“浙江村”为参照，研究了广州石牌村。这一研究的重点是比较、区分同质性和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但也涉及了区位问题，认为石牌村是位于城乡接合部、以原有农村的自然村为依托的“都市里的村庄”，是非常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不过该研究还没有直接探讨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的管理体制问题。李培林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对广州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