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日子”，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讨论，那就是农民的家庭经济。任何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否则再高明的生活伦理也只是空中楼阁。人在谋生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完成家庭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995a：79）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人的生活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每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他的生活行为嵌入在具体的经济结构中。当代中国农民的“过日子”与传统小农相比，在家庭经济层面有一脉相承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接下来，我将粗线条地分析几十年来的家庭经济状况，具体资料来源于三方面：（1）既有关中社会史研究；（2）县档案馆查阅资料；（3）访谈村内农民所获资料。

土地改革

对于关中农村的历史特征，秦晖已经有较多论述。他在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写道：“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期租佃关系几乎消失。”（秦晖，2010：45）。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秦晖认为，当时关中地主少，租佃关系少，地权分散，两极分化不严重。他进一步追问，关中土改是否有太“右”的嫌疑。言外之意是，既然地主少、两极分化不严重，那么土改是否还有必要。

为了回应秦晖对关中土改的质疑，我专门查阅了本县土改相关资料。县志记载，1950年土地改革中，评定地主604户、富农477户、中农10412户、贫农和雇农合计30174户、工商业者和其他类1337户（详见表6-1）。

表6-1 江阳县1950年土改农户统计表

图6-1 各阶层农户比例

据县农民协会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