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两章的分析，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随迁造成了农村生源的大量流失，引起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规模效应的“低效率”状况。将基础教育资源集中到人口聚集的城镇是符合地方政府“效率优先”的行为导向，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导致农村地区学生家庭面临生活成本和交通成本增加，从而损害缺乏可行能力农村家庭的公平的问题。已有研究认为，解决地区间和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根本途径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魏向赤，2003；廖楚辉，2006；王蓉，2008）。我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分权供给体制，有必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现有的教育投入结构和投入偏好进行分析。经过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我国财政收支权利逐渐形成了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中央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达到平衡地区差异的目标，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转移支付（黄佩华，1999）。尽管这类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资金数量庞大，但是并没有透明、统一和公正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保障，因此仅仅关注 “加大投入”此类的笼统概念对于解决基础教育投入的公平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教育经费是否用于满足基本教育需求的部分，以及新增教育投入是否用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此类有关投入结构问题是解决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公平性所必须考虑的方面。本章正是基于这点，在简单回顾我国教育财政体制和筹资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政府偏好的行为逻辑，对农村基础教育资源中的两类资金——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支出的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投入结构和方式做出分析。

第一节 我国教育财政体制和投入结构

在经历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重新实现了税收体制在收入上的重新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