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基本消失，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的就业限制（吴红宇，2007），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观点中的“示范效应”（消费者之间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和“棘轮效应”（消费习惯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农村居民会受到城市消费形式和消费途径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私人产品的“超前消费”，而且包括一些城乡之间存在不均衡供给状况的公共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顺利跨出农村走向城镇，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迁移决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有关农村居民迁移动因研究的大量文献中，“角色”定位是该问题的重要分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供给者、这一角色通常适用于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在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地区间生产要素报酬存在差异，资金或劳动力将流向生产要素相对稀缺而要素报酬率高的地区，最终实现要素报酬相等（Lewis，1954；G Ranis，JCH Fei，1961；Todaro，1969）。但是在客观上存在机会成本（Ghatak，1996）、迁移距离（Schwartz，1973）、制度变迁角度的政府政策中，行业限制和工资管制（蔡昉、都阳等，2001），以及迁移者的个人特征等因素均对这一角色下的迁移动因做出了补充。家庭生产者Stark和Lucas（1988）及李实（2001）的研究中提到，作为一种家庭战略，迁移可以规避和减小农作物歉收等带来的生计危机。也就是说，不单是为了获得迁入地更高的收入，回避农业生产风险、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不完备带来的约束同样是重要的迁移动因。还是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