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框架】

本文为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布鲁姆圆桌会议主题的介绍部分。本次讨论的主题为数字技术对全球发展的影响,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数字技术与贫困治理的关系进行解读,既肯定了数字技术对于社会边缘人口脱贫的作用,又表达对其加剧社会不公的担忧。

【观点摘要】

1、在一个数字技术普及的时代,整个世界成为一张网络,人、金钱、信息被网络连接在一起,特别是手机的普及已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2、数字技术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改善穷人被边缘化的情况。通常来说,穷人生活在社会边缘,并且与其他人、市场和政府保持着有限的联系。这些联系往往是小规模且非正式的,加大了穷人的生活风险。

3、数字技术为穷人赋权,使他们可以通过网络交流、交易、获得信息和表达自我。这种参与为穷人脱贫提供了可能性。如肯尼亚的居民通过移动银行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家庭与朋友的汇款。

4、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结合,保证边缘人群参与市场,可以为他们提供多角度的好处,不论是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抑或是工人。就像C.K. Prahalad提出的金字塔底部财富的概念。

5、普遍性的数字参与不仅能够拓展市场,而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活力。在发展中国家,高额的交易费用和低质量的交易服务导致消费者不得不面对金钱、时间上的损失和其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数字化交易平台则可以提供更为合理的价格、产品及服务质量相关信息、议价机会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市场规则。在印度,捕捞沙丁鱼为生的渔民在90年代末开始使用手机确定市场,他们无需亲自探访各个市场,也不需要孤注一掷选择单一市场,大大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提高了渔民收入,并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更为廉价的沙丁鱼。在线支付公司和物流公司同样受益于数字化平台,他们承认在发展中国家,交易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新市场得到了开发。

6、数字产品和数字平台的中期效应并不明朗。数字化使得美国在90年代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个效应也仅是昙花一现。我们需要对数字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持警惕。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技术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替代劳动力上,更多是对劳动力的补充。西方经济体出现的就业两极化,中等技术职位大量空缺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逐渐显露。其次,我们应该明确政策和管制对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尽管一些技术手段可以保护用户身份、资产及交易,但是网络攻击仍然无法避免,数字技术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最后,我们应该了解数字技术可能会加剧收入、性别及年龄导致的社会不公。尽管普遍性的数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穷人提供了脱贫的渠道,但这并不能抵消数字技术在加剧社会不公方面的影响。

【作者简介】

Laurence Chandy, 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全球贫困、脆弱国家及有效援助。

Kemal Derv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土耳其财政部前部长,现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副主席和项目负责人。专业领域为全球经济、新兴市场、欧洲事务、发展和国际机制研究。

George Ingram,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专家、美国国际开发计划署副秘书长,现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专业领域为发展有效性研究、援助改革和外交事务宣传。

Homi Kharas, 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的副总干事和高级研究员。曾担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目前致力于发展中国家政策研究和影响其发展趋势的因素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为援助贫穷国家、中产阶级的出现、粮食危机、全球治理、G2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