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对十六国史书的体裁、成书过程的考察为中心，从修史运作的视角来观察十六国时期官修史的发展。十六国诸国官修史书以编年体为主流体裁，修史运作主要是“起居注”与编年史两步，所例外者，十六国前期的汉赵在刘渊、刘聪时期是修撰纪传体史书，十六国中期的前秦、后燕很可能出现了从“起居注”到纪传史的修史运作。十六国的编年体官修史在修史运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近于后世《实录》...

元朝修史时，修撰了《宋史》、《辽史》、《金史》，未修西夏史，有关西夏史料大部散失。在宋代修撰的《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虽保存了不少有关的西夏史料，《宋史》、《辽史》、《金史》中也有西夏传，但内容多为王朝关系、政权更迭、军事纷争，有关西夏社会层面的记录很少，特别是反映西夏基层社会经济的资料更为稀疏。所幸近世有大批西夏文文献被发现，使西夏社会经济...

“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的高句丽王号，通过对其分析可知，至迟到广开土王时期，高句丽已经形成自身独特的王号命名方式。与中原王朝帝号大体是由谥号、庙号、年号和尊号等构成相类似，高句丽王号基本是由“国家代称”+“谥号”+“王名”+“官号”四部分构成。借此可以类推出其他高句丽王号，尤其是广开土王之后的历代王号的全貌。另外，由《三国史记·...

本文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团队利用满蒙汉文档案开展17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研究的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文章围绕“清初蒙古史史料研究”、“爱新国时期女真/满洲与蒙古关系研究”、“爱新国与察哈尔关系研究”以及“外喀尔喀与爱新国/清朝关系研究”等几大领域，详细地归纳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到现今所开展的史料研究、满蒙关系研究的过程及成果，尤其在如何结合清代官私文献有...

本文以文献中的两则史料为例，对唐与后突厥、契丹之间的交叉区河北诸州百姓在双方发生争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选择进行了阐释，旨在揭示他们秉持的态度、立场与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社会、文化诸要素之关联。本文写作的另一目标是企图避免采用表象之上的简单而浮面的成因去解释历史自身，力求看到文字记述背后隐藏的各种讯息及其暗码。河北（尤其所谓“边疆地区”的）百姓模棱两可...

本文对中国典籍中之“箕子”与“箕氏朝鲜”的文本历史，箕氏朝鲜史事在西汉呈现完整文本的原因，朝鲜半岛典籍中之“箕子”与“箕氏朝鲜”的文本历史等做了探讨。结论认为自朝鲜半岛有由本土史家所叙述的历史以来，从高丽王朝至朝鲜王朝，箕子叙事大体与中原王朝没有差异。

“藏”或“西藏”皆系地名。若以族别言之，其人民自古迄今均自称为“博”。……及至民初，盛倡五族共和之说，国人不察，竟将“藏”字成为族名，殊属无据，……甚望政府从速将“藏族”改称“博族”。则名正言顺，故正名实为当务之急。

隋代鹿善夫妇墓志的问世，推动了学界对北朝济阴鹿氏家族的深入认识。结合传世记载和墓志材料，在构建十六国到唐初西平—济阴鹿氏家族相对完整、比较可靠的人物谱系基础上，考察了中古鹿氏籍贯郡望从西平到济阴的转变历程。《元和姓纂》提到鹿悆“自西平徙济阴”，揭示了济阴鹿氏源出凉州西平郡。北魏灭沮渠氏，鹿寿兴作为北凉旧臣被迁往平城，但经过鹿生、鹿悆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完成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