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对十六国史书的体裁、成书过程的考察为中心，从修史运作的视角来观察十六国时期官修史的发展。十六国诸国官修史书以编年体为主流体裁，修史运作主要是“起居注”与编年史两步，所例外者，十六国前期的汉赵在刘渊、刘聪时期是修撰纪传体史书，十六国中期的前秦、后燕很可能出现了从“起居注”到纪传史的修史运作。十六国的编年体官修史在修史运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近于后世《实录》...

元朝修史时，修撰了《宋史》、《辽史》、《金史》，未修西夏史，有关西夏史料大部散失。在宋代修撰的《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虽保存了不少有关的西夏史料，《宋史》、《辽史》、《金史》中也有西夏传，但内容多为王朝关系、政权更迭、军事纷争，有关西夏社会层面的记录很少，特别是反映西夏基层社会经济的资料更为稀疏。所幸近世有大批西夏文文献被发现，使西夏社会经济...

隋代鹿善夫妇墓志的问世，推动了学界对北朝济阴鹿氏家族的深入认识。结合传世记载和墓志材料，在构建十六国到唐初西平—济阴鹿氏家族相对完整、比较可靠的人物谱系基础上，考察了中古鹿氏籍贯郡望从西平到济阴的转变历程。《元和姓纂》提到鹿悆“自西平徙济阴”，揭示了济阴鹿氏源出凉州西平郡。北魏灭沮渠氏，鹿寿兴作为北凉旧臣被迁往平城，但经过鹿生、鹿悆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完成了家...

元朝前中期政治中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习俗背景的官僚群体，除了因族群文化差异导致的汉族官员与蒙古、色目族官僚之间的冲突外，汉族士人内部也有巨大差异：因为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朝”和“北宋—金朝—元朝”两条不同的历史路线，南北儒士在文化道统传承追认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南宋末士人对朝廷内部党争有自觉认识，《元史》虞集和元明善本传中的冲突叙事，表明二人作为南北士人代表的...

陕西镇，又称固原镇，是明代北部边防重镇之一。宣德年间，始派内官出镇陕西，逐渐形成镇守内官、总兵、巡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三者要计议行事，任何一方均不得专擅，这种管理体制大概维持近百年之久。明代镇守内官突破此前历代监军的角色，开始承担起地方镇守的部分责任，对维护边境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文官势力不断增长，镇守内官日益腐...

神元帝力微之前的时期是拓跋部的传说时代。在本文中，通过对学界关于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的回顾，笔者有三点认识。其一，仅将目光集中在拓跋氏世系的真伪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从史源学的视角对其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同时也要从历史记忆的视角，对其形成、保存、流传和遗忘的社会情境进行考察。其二，关于拓跋部“南迁”的文献记载，是通过与书面化相关的口头传说而形成的，其与真实的历...

成化以来，明代“灾害型社会”基本形成，江南等地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增强，统治危机与传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是时，以丘濬、徐光启等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强烈经世情怀的士大夫，以明中后期经济社会新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救时为目的，以重新阐释儒家“治道”与“治法”为途径，深刻检讨传统儒家治国思想与明初以来国是得失，主张改良政治，旨在化解社会危机。这些救时之举是明中后期社会变...

下镇陈氏宗族在数百年的繁衍生息中，以具有共同凝聚力的“祖先”为主线，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形成族人对于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949年之前，陈氏族人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和生育崇拜，重视男丁，崇尚长幼有序、光宗耀祖。在日常生活中，陈氏宗族也通过“拜山”“晒龙王”“打香火龙”“打醮”等文化活动，丰富族人生活。从立基开始，陈氏宗族就崇文重教，宗族和房支举办私塾、学宫、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