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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成了全球气候政治进程的分水岭。在京都协议之下，民族国家利益似应让位于政治经济合作，以促成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宏伟目标的实现。如果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当中存在着一种可能路径，即兼顾不同文明的代际延续和公正发展，那么京都机制须努力实现之。《京都议定书》的原初目的在于为抗击气候变化而建构一种全球政治共识，只不过，这种气候政治共识由于主权民族国家...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气候变化已从一个相对模糊的科学话题发展成为全球政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瑞士〕托马斯·伯诺尔、〔瑞士〕莉娜·谢弗：《气候变化治理》，刘丰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页。温特甚至认为，“由于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且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益”，气候变化成了目前最重大的国际政治议...
由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个案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治群体，其主要力量和关注焦点已由“G77+中国”机制转移到了BASIC，主要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身份选择，其群体化亦趋向于BASIC。这种变化，从谨慎的态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的某种分化，未来的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亦因之有可能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全球气候政治，围绕其核心议题展开的行为主体（尤其国家）间的互动，实质往往涉及应对气候变化之责任分摊。如本书第二章进程分析部分所述，全球气候政治进程中从一开始即分离出了应对气候变化之两大群体角色，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而，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不能准确描述现实，更不能适应气候变化风险的挑战。于是，它们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并对这些新兴大国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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