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收集和整理农村社区的基础数据，对农村社区按发展程度进行分类。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共济上还需要有综合的考虑，把处于不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类型地区区分开来，使救助政策各有侧重。为此，可考虑收集和整理农村社区的基础数据并进行地区分类，检验是否可以划分为上述的A、B、C三类。此外，需要加强对农村基层社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基础性数据的统计工作，包括有无劳动能力、病残情况、家庭及社会援助情况等。

　　第二，整合资源统筹用于全覆盖的农村贫困救济制度目标。我国目前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政出多门。中央财政直接投入的有医疗救助资金、救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中的五保户供养资金；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有五保户供养资金、农村敬老院资金、特困户补助资金、农村低保资金、临时性救济资金，还有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投入的各种扶贫贷款。这些资金只有通过整合，才有可能减少浪费，发挥资金合理配置的效益。这就需要将各类资金按照其目的、用途、下拨程序、拨付方式等各项指标进行整理，而后逐项讨论整合的可能性。例如救灾资金与社会救助资金其实在执行中已经整合，但是极其不规范，需要研究规范化的方式和步骤。

　　第三，聘任专家进行社会救助政策评估，提高救助效率。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平性尤为重要。社会救助政策的定位、采取的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和公正、公平，救助工作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如何等，都需要通过评估来评判和监管。中国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需要依靠政策出效益。把社会政策评估逐步纳入正规化的制度运行，实属时代的需要。政府部门要聘任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进行社会政策评估，这样做还可避免在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

　　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的公共资产和社会资本，推进公共服务、能力扶助和集体福利。农村社区救助的关键是善于拓展农村的公共空间。它需要进行社区重建，重置社区公共资产。目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乡镇体制改革，乡镇出现了一些闲置的公共资产。还有一些村小学的校舍、乡镇的办公室，以及乡办企业由于并撤而房屋闲置，这些都可以作为政府通盘考虑加强农村社区公共资产建设的因素。合理利用现有资产要与发展新的农村社区资产相结合，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推进农村社区资产建设的进程。为做好这项工作，政府需要做出发展规划和提出具体政策的指导性方案。

——摘自《21世纪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之路》

内容时间：20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