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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对进一步做好晴隆扶贫工作的建议
作者:张国君   发布时间:2016-04-15  编辑:wubo


专家:张国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贫困地区是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短板”。加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2015年8月7日至26日,作者以一名扶贫志愿者身份,重点走访了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及其周边地区。现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

 

原标题:国家扶贫工作已经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时候了

 

地处黔西南山区的晴隆县,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历经30多年的扶贫(开始叫“经济扶持”),如今全县34万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800元的仍有约13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8%。虽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800元者约占三分之二,但其中一部分为公务员和在外务工人员,养殖种植专业户和小微企业老板只占少数。若除去公务员(吃财政)和在外务工人员(因这部分人员返乡后很难维持原来的收入),按照目前全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尺度卡算,该县的贫困面将上升至80%左右。可见,未来5年,要全面实现习总书记“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任务相当艰巨。

 

一、薄弱的基础设施仍是阻碍农民致富的门槛

 

走进该县乡村发现,制约农民致富的老大难问题仍然存在。一是行路难。虽然贵昆高速公路途经该县,但县城通往各乡镇村的道路尚在规划或整修之中,多数农民仍处于肩扛背驮的原始状态。崎岖不平的山路连接着零星分布的集镇,农民赶一次集大约需要一天时间。许多乡村早已规划的产业项目,因道路不通而成为纸上谈兵。在当地农民看来,道路不通,财源不旺,脱贫只能挂在口头上。二是上学难。全县仅有一所高中,即地处县城的民族中学;14个乡镇虽然各有一所初中,但大多远离山村。深居山区的农民子弟从上小学就开始爬山涉水,投亲靠友,寄宿在学校周围,过着类似流浪的生活,既不利于家长对学生的生活监督,也给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增添了额外负担。因此,许多孩子不愿意上学,有的读完初中就很快辍学。三是看病难。农民的房屋遍布山区,乡村诊所格外稀少,并且多数诊所只有1名医务人员,医疗设施和卫生条件简陋,无法承担正常的体检和重病治疗。农民得了重病,不得不颠簸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到县城或州里就医。因此,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比较普遍。长流乡杨寨村有1596户共6439人,仅有两个诊所、两位医生,远低于国家每千人建一个诊所的要求。四是开展集体文化活动难。走进该县乡村,几乎很难见到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校园里的篮球场依山而建,不仅不规范,甚至显得破烂不堪。有些偏远村组,找个厕所都十分困难。作者陪同自治州常委、兴义军分区刘黔生司令员到鸡场乡田坝村走访时,村干部最大的心愿是让我们援建一个厕所。五是留才难。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凡有思想、有能力、在外发展比较好的人员,大多留居外地,不愿回乡发展,从而造成大量人才流失。该县最偏远的长流乡在外地工作的处以上干部就有30多人。其中杨寨村有百万元以上资产的小老板就有10余人,但他们都生活在外地,钱也存在外地,似乎一切都与家乡无关。

 

二、老旧的思想观念仍制约着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许多农民走出了大山,但思想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在该县农村仍充满着浓厚的老旧思想观念。一是特别重男轻女。为了生个男孩,许多农民背井离乡躲避计划生育,致使该县人口持续迅猛增长。目前,全县人口已达34万人,是建国初期(92664人)的3.6倍,远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始终是县乡干部的头等大事,扶贫工作则很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二是特别“好面子”。多数农民家庭属“羊屎蛋子——外面光”。借钱摆场子、贷款盖房子的现象非常普遍。每逢婚丧嫁娶、新房上梁、添岁加丁或金榜题名,还要大摆宴席、吃酒放炮。据概略统计,全县每年仅燃放烟花爆竹,就要烧掉400余万元。因此,低收入高消费,物价居高不下(物价基本与一线城市持平甚至更高)成了常态。三是特别相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多贫困农户不是积极主动脱贫,而是坐等上级扶贫。张嘴要钱,伸手要物,总想抓个“财神”管终身,结果让很多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伤心离去。四是特别看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人们更加自私自利。凡事当前,人们考虑的不是整体利益,而是个人能不能得到实惠。2010年,时任贵州省发改委主任刘远坤专门申请600万元资金为家乡修路。因村民拒不让地,结果使“扶贫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后被戏称为“远坤路”。

 

三、为何“晴隆模式”难摘贫困县的帽子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贵州省及自治州的帮助下,2001年,晴隆县委县政府开始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探索、奋起直追,并总结出了“晴隆模式”。其中包括“五个模式”、“四个机制”。“五个模式”是基地带动、滚动发展、集体转产、小额信贷发展、自我发展模式。“四个机制”是中心与农户利益联动机制、扶贫资金效益扩大机制、龙头企业为民服务激励机制、瞄准贫困群众机制。2009年,原县委书记曾孔祥(已判刑)写道:“改革开放30年来,晴隆的农业农村农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粮食产量由4.65万吨增至9.43万吨,有效地解决了20多万人的吃饭问题;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民人均收入由47元增至2093元,贫困人口由22万降至2万。”2013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郑文凯副主任到晴隆调研后,在自治州网站有一篇报道说:目前,晴隆县已发展养羊户14800户,已建成人工草地45万亩,改良草地20万亩。“晴隆模式”已辐射带动全县14个乡镇、91个村(社),受益农户1.68万户6万多人。

 

面对这种可喜成绩,作者重点走访了莲城、长流、光照、鸡场4个乡镇7个行政村,与80多乡村干部、农民、小老板、小商贩、老师和学生进行了座谈。从他们口中得知,所谓“晴隆模式”就是“特扶模式”,有的甚至把它叫做“盆景工程”。这种模式,主要是领导干部的主观意愿。实际效果并不普遍,真正受惠的仍是极少数。这些人,要么是村干部,要么是“小老板”,广大农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太大好转。在他们看来,“喊口号”、“造盆景”、“做样子”、“扶富不扶穷”、“关系扶贫”和“蜻蜓点水式”的扶贫模式,不仅引发了老百姓的逆反情绪,而且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干群之间的互信基础。

 

四、晴隆人民的呼声

 

30多年过去了,脱下官服,去掉官腔,走进乡村,与当地群众心贴心地看看晴隆的山水,听听他们的心声,或许对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有所帮助。

 

1.晴隆之优。劣势是客观存在的。做好扶贫工作,既要认清地区劣势,更要注重营造和利用地区优势,以优势克服劣势,才是取胜的根本要诀。山多地少,坡陡谷深,是晴隆的客观现实。而溢人的气候、充沛的降雨和美丽的景色,以及纯朴、好客的民族风情,又为晴隆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基础。晴隆有山有水,海拔适中,是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和旅游盛地。晴隆茶、晴隆烟、晴隆果、晴隆羊、晴隆牛、晴隆的野生葡萄等等,都是晴隆应有的特产。晴隆人吃苦精神强,生性孤傲,生怕别人瞧不起。他们做梦都想尽快脱贫致富,成为名符其实的小康村、小康镇、小康县的居民。这正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集中体现。正如许多农民所说,“虽然晴隆的山穷,但晴隆人的志不穷。”这也是我们党带领晴隆人民共奔小康需要利用的显著优势。

 

2.晴隆之忧。晴隆的山忧,忧的是至今还没有找到治理和利用石漠化的神奇妙招。政府要退耕还林,农民要靠山吃山。两种观点僵持不下,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放火烧山的过激行为。在当地农民看来,“治理石漠化,要做到‘治’‘用’结合,既要打造绿水青山,还要建设金山银山。”晴隆的民忧,忧的是晴隆本来就穷,容不得瞎折腾。他们很害怕“形式主义”、“虚假政绩”,会让他们的全面小康变成空谈。晴隆的官也忧,忧的是基础太差,一时很难出政绩。加之“穷山恶水出刁民”,少数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是绞尽脑汁也难实现现代化。以上“三忧”,看似毫不相干甚至对立,其实只为一忧,即“未来发展”。也就是说,如何让晴隆人民认清不足、找到出路、看到希望、得到实惠,才是当务之急。

 

3.晴隆之需。综合起来看,眼下晴隆需要的东西很多,但最缺的是“两件宝”:一个是整体规划。即把党和国家政策与晴隆实际相结而产生的晴隆整体建设和发展规划,包括各乡镇的建设和发展规划。作者在部分乡村走访时,许多乡村干部和小微企业老板都谈到了规划滞后问题。在他们看来,晴隆的地质疏松,塌方和滑坡现象经常发生。与之相邻的四川、云南接连发生的地震,反复提醒他们,发展固然重要,生命安全更重要!晴隆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为前提。各自为战、零打碎敲、恶性竞争、重复建设,不仅干不成大事,而且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防止和避免这些现象的有效举措,就是统筹规划、科学实施。另一个是实干精神。实干兴帮,只有实干,才能改变晴隆的贫困面貌,这是晴隆人民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整体规划敲定之后,就需要有一批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力说厉行、真抓实干的领导干部,“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只要一届接着一届干、干一件成一件,晴隆县的全面小康便指日可待。

 

五、对进一步做好晴隆扶贫工作的建议

 

晴隆县是贵州省贫困地区的缩影,也是全国500多个贫困县的代表。人们普遍认为,要做好该县的扶贫工作,应注重在“五个结合”上下功夫。

 

第一,坚持把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结合起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运转,缺一不可。客观上讲,晴隆县地处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生活在这里农民既缺乏丰富的物质资源,也缺乏高品位的精神滋养。虽然有些年轻人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山外的花花世界,但同时也接受了一些不良习气。这些不良习气很容易成为污染源,不仅传播快,而且危害深重。主观上看,由于长时间贫困,人民群众对物质的渴望远胜于对精神追求。因此,国家在向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的同时,还要从精神层面给予滋养。通过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当地农民的思维层次和道德水准。最近,长流乡在各行政村组开设“道德讲堂”、“法律讲座”,在中小学校开展“感恩教育”、“责任教育”,邀请当地有威望的老人和社会名人宣传优良传统,不愧为明智之举。

 

第二,坚持把政策扶贫与规划扶贫结合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困难。然而,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和整体规划,致使许多优惠政策不能被高效利用。如有的农民不是把政府提供的小额信贷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修房子和日常消费;有的甚至用来办酒席、还赌债。信贷用光了,农民的收入却没见好起来。实践证明,要想把好政策用好,必须有好规划相配合。通过整体规划,使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造福千家万户、惠及长远发展。目前,晴隆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陆续展开,一些产业项目也要陆续上马。为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开发,国家应组织相关专家,针对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科学制定晴隆整体建设和发展规划。明确那些能干、怎么干?那些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更具体地说,让农民种什么、养什么?控制多大规模?采取什么样的种、养和加工形式?与开发旅游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那些、怎么建等等。这些关系晴隆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大事,必须提前规划、科学部署、稳步推进。

 

第三,坚持把项目扶贫与人才扶贫结合起来。贫困地区既需要“输血”,更需要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就需要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作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晴隆是我国茶叶的发源地。晴隆茶色、香、味俱全,且每年出茶期都早于其它省份。近年来,其原茶大量销往福建、浙江、广西、云南等地,成了加工其它“名茶”的原材料。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晴隆茶不出名,卖不出好价钱;二是缺少独特的加工技术,形成不了特色品牌。可见,扶贫离不开科技。特别是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科技扶贫,才是最佳的扶贫方式。因此,各级政府在给经费、立项目的同时,还要注意为贫困地区打造“四个团队”:一是能够进行统筹发展规划、问题会诊并提供具体解决措施的专家团队;二是能够熟悉党和国家政策、会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宣传员团队;三是能够熟练掌握产业开发和产品加工的技术员团队;四是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埋头苦干、自力更生的实战团队。

 

第四,坚持把扶个体与扶群体结合起来。发展地区经济,必须建立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产业支柱。尤其是在西部山区,生态环境恶劣,农户依山傍水分散居住,且民族成份复杂。依靠个体小农经济,既不利于各民族大融合大团结,也无法支撑起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若像“撒胡椒面”一样把扶贫资金分散到个体,就很难产生化学效应。相反,若能扶持起一个产业或企业,就可能形成“核能效应”。既可以起到经济支柱的作用,又能吸引人才、拉动就业,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晴隆的发展应该走“新型农业合作化”之路,集中有限的土地资源,发展既适合当地环境、又能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特色产业,以小集团化生产带动小村镇建设,以小村镇建设推动旅游业发展。具体到扶贫工作,应坚持“两条线”同行:一条线是社会公益组织重点做好对贫困家庭的扶贫。重点是大病救济、特困学生和家庭援助等。政府在做好“低保”、“五保”的基础上,集中大额资金,重点扶持适应当地环境、能够产生连锁发应的产业和企业,使个体与群体相得益彰,连动发展。

 

第五,坚持把扶干部与扶组织结合起来。在贫困地区工作的干部,不仅要接受上级的考验,而且要接受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考验,同时还要接受家庭的考验,对其综合素质的要求可见一斑。作者在贫困地区走访时得知,许多在一线工作的干部因家属不愿随迁,不得不忍受夫妻、父(母)子分居之苦。加之,贫困地区困难多,矛盾也多,工作压力非常大。正如有些干部所说,稍有不慎,来自上下左右的埋怨一哄而上,实在是不好招架。因此,为贫困地区干部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重要。一方面,国家要针对各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制定相应的干部(包括村干部)特贴政策,给他们适当的补助或奖励,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扶贫办的建设,全力打造“廉洁党委”、“透明政府”和“高效扶贫办”,使之成为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可信赖的“前线指挥部”。

内容时间:201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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