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1月，国务院专门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农业是最基础的传统行业，我国农业数字经济与工业、服务业等行业和领域相比，起步晚，数字经济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农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明显慢于其他产业，但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到2025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规模将达1.26万亿，占农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15%，数字农业发展前景向好，未来拥有较为广阔的空间。

面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远景目标，应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持续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让数字红利更广泛惠及亿万农民，让数字技术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不竭源泉。

鉴于此，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精选库内文章，从数字赋农的基本逻辑框架、主要途径、典型案例、困境与建议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助力大家更好把握数字赋农的重大意义与初步经验。

一、从数据融合到价值融合———数字赋能农业的基本逻辑框架

1.基础层：要素数字化下的数据融合

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农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是数据，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共同构成生产要素。在基础层，主要是海量、多源、异构数据之间的融合与利用。

2.架构层：产业数字化下的产业融合

在架构层，以数据要素为支撑的数字技术变革开始对整个产业的组织范式、分工方式、治理结构、价值尺度和发展方向产生颠覆性影响，使农业产业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3. 整合层：全面数字化下的价值融合

在整合层，数字化将使生产生活的边界感越来越弱，可以打破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边界以及计算边界、产业边界、服务边界，形成去中心化、服务化和开放共享的新格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环节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生产端与消费端、供给端与需求端深度融合且界限越来越模糊。

选自刘志颐、李洁《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二、数字化技术的三个主要途径

“数字化+乡村振兴”风生水起，在商业模式上，电商平台、追溯体系和物流网络建设，融合市场行情评估、网络市场营销、融资服务、数字支付应用和线上线下互动等功能；在生产体系上，消费者专向定制、大数据搜集与处理系统、远程监控与控制、智能农业技术与专家指导等模块正快速加载。以广义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突破传统市场边界、行政区划、城乡分割甚至生产者与消费者界分的数字化农业序幕悄然拉开。

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智能化农业技术、农村电子商务及数字化乡村治理。

1.智能化农业技术

智能农业系统是以农业资源库、农业知识库、农业决策信息库、共享交换库等构成为基本架构，在农业生产领域，包含农业自动化在设施农业的应用，精准定位、空间分析、动态监测、预测预报技术在精准农业上的应用，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与追溯服务；在农产品市场领域，包括农产品市场行情分析及播报、智能化物流应用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和电子交易应用；在农业服务领域，包括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并提供数据采集、网上审批、协同办公、安全监管、预警监测、应急指挥等政务服务。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与农业生产、管理、运营正迅速融合，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交互联结、智能决策的综合性农业信息平台正在实现农业生产的全周期和农业经营全流程精细管理与科学调配。

2.农村电商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效开发农村市场，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等延伸乡村物流服务网络，加强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6月，全国网络购物用户人数比上一年增长1亿人，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同比增长3.8%，1～10月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6%，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21.9个百分点，占社会零售额的比重已增长至24.3%。

农村电商发展，从互联网平台而言，有赖于大型商务网络对于农村市场的延伸；就其服务体系而言，需要层级化的电商服务网点和流通渠道；就营销模式而言，需要互联网思维发现、挖掘、重塑乡村资源与产品。而要从同质化、类型化、低端化的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则需要依靠更精准的数据与市场分析、更具体验分享和参与感的销售模式。

3.数字化乡村治理

数字化技术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在乡村社区管理层面的应用、在乡村治理网络建设中的应用，以及在促进乡村内生力量发育方面的应用。以上三个层面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操层面上看都不是截然分立的，体现了新一代技术应用的不同趋向与侧重，其深层的价值趋向也有所不同。就乡村社区管理而言，主要包括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村级事务管理、村集体资产管理与交易、治安与警务事务、交通情况监测、村规民约遵循情况的监督等。乡村治理网络建设，则更加强调以数字化技术构建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体系。推动村庄治理的网络主体，除基层政府和村两委之外，还可能包括外在市场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公益力量、社区内部自组织等力量。数字化应用在乡村内生力量发育方面，是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发育、生产乡村社会资本的机遇、路径与工具，形成凝聚社会建设力量的平台。

选自吕程平《数字化时代的乡村振兴》

三、数字赋能的初步经验：典型地区案例

1.河南数字农业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

（1）鹤壁市的全产业型数字农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 鹤壁市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 以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为导向， 高位推动数字新动能向农业农村延展， 大力创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市 （数字乡村）、 河南省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市，有效增强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成为全省数字农业发展的标杆。

（2）临颍县的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发展模式

临颍县是我国大田种植数字农业试点县之一。2018年，该县的麦玉轮作项目入选全国第二批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建设试点。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司承担了国家大田种植数字农业试点项目，这是一家涵盖农业种植生产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位于河南临颍县皇帝庙乡。项目建设区域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该龙头企业依托腾跃集团的技术实力，以数字化推动农业种植、食品加工转型升级，以数字化将农民、消费者、上下游合作伙伴互联，打通产业链，不断挖掘产业数字价值，服务于乡邻，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兴旺。

（3）南乐县的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发展模式

整体来说， 濮阳市南乐县的数字农业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 但是也有重点突破， 在数字农业整体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重点突破的产业园区模式也是当前的一种典型模式。近年来，南乐县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实现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其中沃圃生 （南乐） 智慧农业园区是南乐县发展智慧农业的一个样板， 其通过将农业产业发展与大数据、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融合，实现了数字农业的重点突破。

选自安晓明《河南数字农业发展模式探索》

2.广东数字农业发展现状

（1）数字科技与农业生产基地逐步融合，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

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包括种植业数字化、设施栽培数字化、畜禽养殖数字化和水产养殖数字化等。2021年广东农业生产数字化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机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二是积极探索无人（智慧）农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示范应用加速推进；三是畜禽水产养殖智能化取得新的进展。

（2）农产品生产流通体系和乡村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有效提升

广东从市场端发力，以云营销为突破口，从田间地头到供应链管理乃至消费终端，实现数字技术的全面切入和融合，全方位数字化赋能物流、营销、人员培养等诸多环节，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数字平台经济线上大卖场取得重大突破；二是以“田头智慧小站”为代表的田头预冷保鲜数字化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三是以农技 “轻骑兵”打通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3）“农村电商”提质增效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我国数字农业发展最为成功和成熟的领域。自2015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农村电子商务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推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乃至精准脱贫方面的积极作用。

选自夏辉《2021年广东数字农业发展报告》

四、数字农业发展的困境及建议

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效率倍增和增收致富作用，一些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

第一，供给侧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开发的高投入和运营维护的长期性，决定了数字技术适农化改造的门槛较高。目前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的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技术应用收益与技术高效供给之间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需求侧方面，“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农业比较效益低，新技术应用“效费比”不高，数字技术有效需求不足。

第三，数据层方面，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健全，但数据开放共享难依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农村来说尤为明显。“三农”领域哪些数据能够在一定范围、一定层级内开放共享并未明确，可操作的数据公开标准缺失，数字使用权相关立法滞后，导致涉农数据开发利用受限。

第四，制度层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与配套制度改革不同步，越来越迟滞于乡村产业数字化进程。在产品交易方面，由于农产品市场基础性制度不健全，优质优价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导致采纳了数字技术后的农产品价值无法充分兑现，影响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五，基础设施层方面，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公共性强的公共性强的涉农数字平台建设在政府间、政企间缺乏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打基础、管长远的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投入不足，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滞后，影响了数字经济向乡村产业渗透。

第六，乡村数字排斥。从世界范围看，在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应用的过程中，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数字排斥现象，即使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最发达的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不使用互联网。对我国而言，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剧，整体文化素质趋于下降。然而，老年劳动力已经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未来乡村产业振兴也将越来越依靠他们，但大多数老年劳动力缺乏基本的数字技术采纳和应用能力。

我国乡村产业数字化前景固然可期，但数字化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不能忽视了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如果超越农业发展阶段进行硬性技术嫁接，或简单移植其他领域数字化模式的做法，都必然会遭遇挫折。只有将乡村产业数字化置于国民经济循环大格局，立足农业转型发展阶段，促进数字化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深度融合，形成技术、制度、市场的有效联结和互动，才能真正将数字技术潜能转化为乡村产业变革动能，转化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战略力量。我国乡村产业数字化尚处于起步阶段，融合技术工具和政策工具、统筹政府和市场力量、兼顾发展激励与风险防范，促进乡村产业数字技术供给与需求高效适配，实现数字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方向。

第一，更加适配的技术工具与政策工具组合。技术与政策，犹如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不能有效适配，即便技术创新再快，受改革和政策因素影响，技术效果也难以充分体现，反之亦然。从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数字化实践看，技术工具与政策工具的匹配性不足的问题已初现端倪，数字技术只是在局部乡村、少数领域、部分人群显效，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规模化应用依然困难重重。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技术本身的范畴，取决于政策调整速度、改革推进深度，与数字技术创新应用需求不匹配，则创新链与政策链无法相互支撑。因此，强化乡村数字技术应用效果，需要强化技术链与政策链整体构建。

第二，更加融合的数字技术与其他前沿技术集群。孤树不成林。技术融合能够产生新的组合，并通过联合应用形成技术集群。技术只有集群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尽管数字技术蕴藏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具有强大的融合能力和超越时空能力，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影响，但要触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产业革命，仅靠数字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一般而言，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甚至每个环节上的不同产品都会运用到不同的技术，某种技术的使用可能又必须以某些上游技术的使用为前提，因此，技术耦合性对整个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我国农业产业各环节长期分离，产业链的技术一致性不强，或存在“断点”，要系统性地解决乡村产业发展问题，就需要技术融合和系统性思考，构建跨行业的技术集成与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共识。

第三，更加互补的数字技术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体系。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推进乡村产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这既涉及传统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也包括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二者不可或缺。数字技术设施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长远意义，但传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打基础、管当前，也同样十分重要，不能将传统农业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设施割裂开来，更不能用数字技术设施来完全替代传统基础设施。

第四，更加紧密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投资合力。数字技术设施兼有公共产品和新兴产业特性，创新性更强、发展变化更快，面临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这决定其投融资模式与传统农业基础设施有着很大的差别，探索出一套适宜新技术基础设施特点要求的投融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数字技术设施的特点，以及当前地方政府财力普遍紧张的现实，需要同时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两方面的作用，形成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合力。

选自涂圣伟、蓝海涛、张义博、周振《数字赋农：催生乡村产业数字化变革》

内容时间：202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