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围绕相对贫困治理尤其是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研究日渐丰富。谢伏瞻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特大项目成果发布会上指出：“要深刻总结脱贫攻坚经验，着力推出对党和国家决策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巩固脱贫成果提供智力支持。要针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指明后减贫时代贫困治理研究的方向。

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精选《贫困治理理论和中国经验》中梳理的关于贫困治理转型研究、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助力用户把握后减贫时代贫困治理研究核心观点和热点问题。

一、贫困治理转型研究

雷勋平和张静：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面临六大困境:

1.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不完善，贫困识别难度较大；

2.返贫预警机制不健全，返贫风险化解难度加大；

3.贫困治理主体互动关系异化，贫困治理内生动力不足；

4.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亟须建立；

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亟待实现；

6.扶贫措施供给与贫困需求匹配不够，市场扶贫主体急需介入。

施海波和吕开宇：需要适时将“扶贫”切换成“反贫困”

从两类主体的现实“声音”来看，顶层设计者高度重视 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的系统研究与谋划，聚焦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统筹衔接，关注返贫和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城乡贫困；在机制设计上，顶层设计者正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谋划调整贫困标准，规划具体实施路径。学界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 2020年后反贫困形势变化与战略调整，争论的核心是未来贫困空间形态是否发生变化、贫困线划定与否及反贫困政策是否需要过渡期。由此可见，顶层谋划的是政策方向、学界探讨的是理论基础，两种“声音”相互呼应、支撑与依赖，但也各有侧重。值得关注的是，基层干群们作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他们对政策的期盼是现实需求，然而，他们在现实中却“集体失语”。未来，在谋划与制定 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时要重点关注不同主体的“声音”。

费雪莱：克服二元认识视角

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认为反贫困治理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困问题差异化、乡村资源分配不均加剧贫困群体边缘化及文化冲突加剧价值观与个人行为离散化等现实问题。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的转型应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以巩固经济底线为前提，以文化价值重塑为内容，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左停和李世雄：进一步深化、升级开发式扶贫和完善拓展保障性扶贫

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及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导致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发展条件、就业机会和兜底保障等。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需要在承继现有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升级开发式扶贫和完善拓展保障性扶贫，并强化二者在制度、政策、实践等多个层次上的融合互嵌。

张梦娣、张涛和张玉秋：反贫困工作的五方面探索

2020年后我国扶贫开发由提高减贫效率转为提升减贫质量，反贫困工作应在扶贫产业发展、相对贫困治理、乡村公共服务保障、贫困乡村治理、绿色减贫发展五个方面加强探索和实践。具体来说，应科学规划和发展扶贫产业，提高产业减贫质量；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方式，提升贫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强化供给力度，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促进贫困乡村振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减贫新机制。

翟绍果和张星：以韧性为治理重点的反贫困工作将成为新阶段的重点

2020年绝对贫困消除以后，应在巩固前期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从增强资源、能力、机会入手，在减贫、扶贫的基础上推进反贫困，构建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一要围绕经济资源、健康能力与社会机会调整贫困治理政策方向；二要围绕减贫、扶贫与反贫困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机制；三要围绕脆弱性、包容性与韧性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燕继荣和王禹澔：相对贫困治理主要面临巩固既有脱贫成果和应对新的贫困两大课题

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中国相对贫困治理主要面临巩固既有脱贫成果和应对新的贫困两大课题。当前，脱贫人口的发展能力还比较脆弱，脱贫人口返贫和新增贫困人口的压力还会长时间存在；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口暂时摆脱了贫困但仍将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同时，包括城市贫困群体、农民工群体及农村留守人员等在脱贫攻坚中未覆盖到的群体在反贫困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关注。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涛和王春蕊：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特点

研究分析了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特点：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农村贫困到城市贫困，从外生型“帮扶”到内生型“自我发展”，从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到民生保障提质升级，从“应对和治理”到“预警和预防”，从阶段化到长期化、常态化。同时，作者提出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统筹常规化与城乡一体化，更新贫困治理框架；关注新增贫困和返贫人口，预防支出型贫困；推进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内生脱贫动力；建立贫困预防机制，进行贫困监测与预警。

李小云：贫困更多地呈现出相对和多维度的特点

2020年后，贫困更多地呈现出相对和多维度的特点，作为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张力的重要政策工具，贫困治理不仅应着眼于贫困群体本身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具体问题，而且要着眼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更多地依托经济发展、公共财政以及公平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从以往的扶贫战略向“防贫”战略转变。

王晓毅：“十四五”期间，首要任务是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果

相对贫困治理的目的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从绝对贫困治理转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贫困治理转变为常规贫困治理，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十四五”期间，首要任务是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果，同时逐步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实现扶贫战略的转型。

陈基平和沈扬扬：将相对贫困纳入贫困度量的统计监测指标

由于我国现行贫困标准较低，消除绝对贫困后，仍有大量相对贫困人群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且相对贫困人群存在受教育程度不足、劳动能力缺失、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将相对贫困纳入贫困度量的统计监测指标，从关注生存贫困转变为关注发展贫困。

二、相对贫困治理对策

邢成举和李小云：建立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新型贫困治理机制

在统筹考虑相对贫困内涵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新型贫困治理机制，应转变现有的贫困治理理念与话语、制定新的贫困治理战略、完善贫困治理体制、整合贫困治理路径。邢成举（2020）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既有助于缓解相对贫困，也加大了对相对贫困治理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进行贫困治理工作，应基于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建立具有城乡和区域差异性的相对贫困标准，针对具体的贫困形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同时，还应在全国层面建立相对统一的治理战略。邢成举（2020）认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宁亚芳：缓解支出型贫困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2020年后有必要以农村低保标准作为贫困标准，逐步统一城乡低保标准，并结合阶梯式多层次贫困人口识别和救助办法，实现救助对象多维性和救助待遇多层次性。这不仅符合多维贫困理论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贫困治理理念，也可以以较低的制度改革成本调整贫困标准，更能体现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

王政武：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

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相对贫困治理的进度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的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的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周国华、张汝娇和贺艳华等：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出发

基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分析指出乡村相对贫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乡村聚落是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能。同时，该研究提出了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色生态村落等在内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

代正光：针对贫困县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在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过程中，贫困县面临着从生存能力到发展能力的任务转换、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的方式转变、从点状扶持到块状服务的政策取向转变等困境，转变的迫切需求与现实惯性之间的矛盾易使贫困县陷入转型之痛、资源之困、策略之变等实践性困境。对此，须从目标、策略、标准、结构、制度五个层面通过任务阶段化、策略稳定化、标准动态化、结构系统化、制度常态化等建立起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克服贫困县在开展深度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向德平和向凯：建立相对贫困综合治理体系

当前中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贫困、城市贫困、农村边缘贫困，其有效治理必须建立相对贫困动态识别体系，坚持阶段性与渐进性结合、普惠性与差异性结合、参与性与包容性结合的治理原则，统筹建立相对贫困综合治理体系。

郑继承：变革贫困治理的价值内涵、衡量标准、瞄准对象、战略目标、路径策略等

中国贫困治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围绕转型机制、动力机制、衔接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关键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既是我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性转轨的现实需求，又是切实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从转型机制来看，应统筹考虑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个阶段理论指导的统一性、基本方略的延续性、瞄准识别的一致性、战略目标的渐进性，注重已有政策和后续政策的连续性、财政资金投入分配的侧重性，实现绝对贫困治理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序衔接。从动力机制看，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仅要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还应依靠“有效的市场”的活力，还必须积极发动“社会力量”的参与。另外，还需要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和贫困治理的衔接机制，建立更加全面、科学、完备、系统的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区域减贫政策的跟踪监测机制，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

章元和段文：将农民中位数收入的50%～60%作为相对贫困线的上下限

从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相对贫困线的设置、相对贫困研究面临的难题和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在比较中国精准扶贫标准与世界标准的基础上，建议将农民中位数收入的50%～60%作为相对贫困线的上下限，提出坚持多维贫困的科学思想、将城市相对贫困纳入治理范围以及理顺收入分配问题以推动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对策建议。

吴振磊和王莉：从制度、组织、能力三个维度提出了治理相对贫困的重点

造成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分配不平衡，这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相对贫困主要呈现治理对象的多元化、致贫要素的复杂性、治理任务的多重性等特点，相对贫困治理面临“被动型”贫困人口与参与性市场主体的矛盾、“支持型”扶贫载体与竞争性外部环境的矛盾、多元化困境与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的矛盾等。该研究从制度、组织、能力三个维度提出了治理相对贫困的重点：一是通过科学制定新的贫困标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及优化要素配置的激励约束制度等形成科学制度安排；二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拓展农村贫困劳动力的组织平台并做好重点人群的社会化融入工作等，提升生产组织化水平；三是通过加快“新基建”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完善多层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及加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建设等，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能。

吴振磊：重塑相对贫困治理体系需要完成五个转变

从降低贫困发生率向建立防止返贫机制转变，从解决为收入贫困为主的单一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运动式”扶贫向常规化扶贫机制构建转变，从解决农村贫困为主向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兼顾转变以及从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多头治理向协作治理转变。

罗贵榕和刘俊显：建立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研究指出，农村相对贫困主要源于乡村低收入人口占比高、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到位、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足、乡村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等。建立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一是建立动态与多维的相对贫困识别系统；二是加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现代化建设；四是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互联网营销模式，全面建构乡村减贫赋能的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

李海金：解决相对贫困的扶志扶智长效机制问题

贫困问题从生存型贫困向发展型贫困的转变及相对贫困长期性、多维性、动态性等新特征，决定了以提升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为目的的扶志扶智机制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该研究提出了扶志扶智长效机制的路径创新建议：在能力提升层面，优化益贫带贫机制，强化公共参与机制，实现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生计；在政策执行层面，聚焦低收入人口需求，调整帮扶方式，提升减贫发展政策与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契合度；在精神文化层面，教育培训与行为干预并重，激发低收入人口脱贫致富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在社会治理层面，依托基层社会组织，重建低收入人口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檀学文：基于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思路

研究指出我国应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建立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制定多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结合国情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优化大扶贫格局，实行制度化、法制化的贫困治理。

李洪、蒋龙志和何思妤：“一线一体系”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

农村相对贫困识别标准需要结合多维相对贫困评价体系进行动态调整；相对贫困长效治理需要将精准思维与防贫监测预警机制结合起来，并划分不同预警等级与缓冲区，为政府及时干预、识别及退出提供明确思路；后续帮扶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尤其是在长效脱贫机制、长效治理机制、政策接续、要素支撑方面加强建设。

李萍和韦宁卫：发展产业、教育、公共服务、法制化建设为助力路径

相对贫困治理一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贫困治理制度支撑及绝对贫困治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面临现实挑战：产业扶贫基础不扎实、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谋划不足；相对贫困群体规模庞大；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对贫困人群产生挤出效应等。基于此，该研究提出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第一，促进扶贫产业发展，拓展相对贫困人群收入渠道；第二，发展教育，培育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第三，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筑牢脱贫基础；第四，加快相对贫困治理的法制化建设，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奠定法制基础。

郭晓鸣和王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特征、优势与作用机制

研究指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组织优势。但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相对贫困治理面临减贫赋权不足、要素流动受限、支持政策缺失等难点，应从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增强动力机制、全方位拓展对外要素合作以强化传导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以形成对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外拓展要素合作的响应机制等出发，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基本支持框架。

内容时间：202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