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从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接续奋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新征程。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系统总结我国贫困治理的理论和经验，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将实践中的鲜活经验转化为可供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方法，实现更多人脱贫；在理论上认识和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更加完善的贫困治理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鉴于此，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节选《贫困治理理论和中国经验》内容，从理论视角对贫困治理进程、教育扶贫、特殊群体贫困治理、特殊地区贫困治理等4个方面进行回顾、审视与预估，助力用户把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贫困治理阶段划分

黄承伟：依据扶贫战略演变划分的三大阶段

1.以减缓绝对贫困为目标，主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建立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战略（1949～1977年）；

2.通过经济增长和专项扶贫计划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1978～2012年）；

3.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2013年至今）。

曾小溪和汪三贵：依据社会、经济环境和扶贫对象的变化划分的五大阶段

1.保障生存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1949～1978年）；

2.体制改革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1979～1985年）；

3.解决温饱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1986～2000年）；

4.巩固温饱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2001～2010年）；

5.全面小康阶段的扶贫战略和政策（2011～2020年）。

张琦、张涛和李凯：依据扶贫机制调整划分的七大阶段

1.农民土地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全区域贫困治理阶段（1949～1955年）；

2.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扶贫阶段（1956～1977年）；

3.农村土地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的扶贫阶段（1978～1985年）；

4.扶贫体制改革和贫困县开发式扶贫的探索阶段（1986～1993年）；

5.综合性目标任务下的区域瞄准性扶贫开发阶段（1994～2000年）；

6.整村推进和参与式扶贫机制的创新阶段（2001～2010年）；

7.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阶段（2011年以后）。

张力、逄强和张琦：从贫困治理的目标、客体、主体三大分析维度划分的三大阶段

1.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7年）；

2.制度化扶贫阶段（1978～2012年）；

3.精准扶贫阶段（2013至今年）。

翟绍果和张星：依据贫困治理议题转换、范式转变和政策转型划分的两个阶段

1.以脆弱性治理为重点，通过无偿救济直接干预个体经济脆弱性（1949年至1979年）；

2.以包容性治理为重点，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大扶贫”格局（1980年至2020年）。

教育扶贫：聚焦贫困农民教育、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袁利平和姜嘉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经验

教育不仅是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主体自觉的有力支撑和文化自觉的坚实土壤，更是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和发掘相对贫困群体可行能力的有效途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中国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扶贫机制是教育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社会期望与实践发展之间所形成的脉络机理与运行架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先后经历了政策酝酿、制度嵌入、内涵深化与转型和扶贫成果巩固等时期，采取了实现贫困人口“有学上”、保障贫困人口“上得起”、满足贫困人口“上好学”和维护贫困人口“有收获”的中国行动。

在实践中，我国形成了坚持制度优势与政治优势互相结合，坚持扶贫同扶智和扶志良性互动，发挥精准扶贫与教育公平双重作用，坚持制度创新与战略改革双向驱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经验。

王三秀：贫困农民教育状况是实现农村贫困治理转型的关键

基于我国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需要，目前农村贫困治理已逐步由收入支持向注重发挥贫困农民自身作用的内源反贫困模式转型。在此过程中贫困农民的文化教育状况具有关键性意义。因此，应转变目前农村文化教育救助的单一经济补救功能，着力在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观念转变、心理健康改善及挖掘文化资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实现教育功能的重塑。

王宝义、马岳勇和郑霁鹏：分析教育贫困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形成机理及其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

研究认为当一个地区陷入教育贫困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时，基于“教育扶贫收益减少→教育扶贫投资下降→受教育人数减少→教育水平下滑→ 人口素质下降→劳动能力与生产率下降→劳动收入降低→教育扶贫收益进一步下降”的形成机理，机制内各个因素不断相互弱化，该地区的就业、收入、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持续降低，难以达到教育脱贫的目的。在教育贫困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改变这个循环的关键在于实现循环内的某一变量的良性转变，然而在自由市场环境中，落后地区自身往往缺少这一能力。因此，破解教育贫困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关键在于外界干预，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有效开展精准教育扶贫。这就需要对教育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精准管理以及对教育扶贫资源进行精准管理，合理设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方案。

陈春霞和石伟平：职业教育有助实现脱贫长效性，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职业教育广泛面向社会，教育对象具有“人民性”和“普及性”，教育内容具有“技能性”和“效用性”，且职业教育的培养目的与扶贫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通过职业教育进行精准扶贫具有直接性和长效性，且能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与策略，一是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将“DIFD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和“Dercon脆弱性分析框架”融合运用，构建以“脱贫能力为基础、可能能力为核心”的贫困人口分析框架和行动逻辑。二是聚焦动态贫困，通过多种针对性的形式，培养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少其贫困脆弱性，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引入PPP模式，构筑多方联盟、协同推进的扶贫格局，具体体现在：通过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构建复合型贫困治理体系；彰显社会工作优势，实现多元资源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多方协同的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等。

特殊群体贫困治理：关注农村老人、贫困女性、贫困大学生

林瑜胜：关注我国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沉淀”问题

研究提出完善针对性的反贫困制度的具体路径：通过统筹制定农村老年人扶贫规划和工作、确定农村老年人全面发展的具体部署、出台农村老年人扶贫工作产业联动措施等，构建更加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制度，消除区域贫困沉淀；通过完善社会政策、提高农村老年人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构建更加健全的老年发展制度，消除群体贫困沉淀；通过建设社会共济文化、发扬社区互助传统、增强个体自助心理等，构建更加积极的反贫困文化制度，消除心理贫困沉淀。

林宝：关注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研究认为老年群体处于数字鸿沟中相对劣势的一端，应当成为数字贫困治理的重点对象。该研究提出治理老年数字贫困要从改善收入入手，通过增强老年人的相关技能、提高相关应用的适老性来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应用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建设智慧老龄社会。

仲超：分析“贫困女性化”的形成与治理

研究认为由于生物性别差异不可抗拒、性别分工难以打破以及女性就业与贫困治理存在逻辑悖论，“贫困女性化”治理重心应当从市场转向国家和社会领域，应探索性别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强化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支持，同时构建家庭、市场、国家和社会的联动机制，形成“贫困女性化”的治理合力。

陈宁：分析女性赋权减贫问题

研究提出应积极塑造减贫的性别理念，推进女性赋权减贫理论的中国化，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指导下设计女性赋权减贫的相关政策，继而将女性赋权减贫作为一种嵌入机制，为既有减贫模式提供补充和改进。

李颖慧、窦苗苗和杜为公：关注农村、城市女性致贫原因及脱贫路径

研究认为教育和就业是影响女性贫困的最重要的因素；健康对农村贫困女性脱贫作用较大，社会地位对城市贫困女性脱贫作用较大。同时，研究指出治理女性贫困既要有一般性的措施，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继续完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行贫困女性教育支持计划，提高贫困女性的文化程度；做好宏观调控工作，保持失业率在合理的水平；重点关注农村贫困女性的健康问题；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扩大城市基层选举，增强城市女性政治话语权；对中老年贫困女性制定针对性的福利政策。

王嶂和王辉：关注贫困大学生现状及扶贫存在问题

针对贫困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心理、学习、就业等多领域的复杂困境，研究指出现行贫困大学生帮扶体系存在帮扶主体单一、帮扶内容僵化、帮扶手段有限等情况，建议从多主体联动、全方位帮扶和多手段参与三方面着手构建贫困大学生多中心帮扶模式。

特殊地区贫困治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覃志敏和陆汉文：关注农耕藏区劳动力转移与贫困治理问题

研究发现农耕藏区劳动力主要转向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务活动，并获得了明显的减贫效益。但由于农耕藏区生态环境脆弱，可利用资源匮乏，公共服务设施差，人力资本水平低，留村居民和转移劳动力均面临巨大的发展困难。

李俊杰和陈浩浩：分析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及可行路径

研究提出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出路在于打破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依据不同地区的综合承载能力，有区别地控制人口数量；加快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力度。李俊杰和耿新认为薄弱的基础设施、脆弱的自然资本、封闭的文化观念、低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特殊的政策规划是深度贫困产生的原因。

王汉杰、温涛和韩佳丽：实证检验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

研究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正规金融显著降低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则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内部结构差异来看，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收入不平等效应主要表现为扩大了农户的非农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该研究建议深度贫困地区在利用金融工具助推脱贫攻坚过程中应切实保障金融扶贫资源的精准投入，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培育深度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

许源源：分析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原因，提供治理工具优化建议

研究指出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短缺。政府治理工具、市场治理工具和社会治理工具在该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过于强势的政府治理工具影响扶贫绩效、强调盈利的市场治理工具排斥真正的贫困者、尚显稚嫩的社会治理工具缺乏持续的扶贫能力等问题。因此，必须结合贫困农民需求，将差异化与可持续性相结合，优化配置治理工具。

肖军飞和周燕：分析深度贫困地区实现乡村“善治”的途径

研究指出，要坚持“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载体”，将国家意志有效渗透至乡村治理体系中，重塑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有效激活乡村治理要素，构建起国家与乡村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系统。

内容时间：202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