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伴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将进入反贫困的“后2020”时期，或者说深化完善贫困治理体系的新阶段，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应对“次生贫困”“相对贫困”“工作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研究数据库围绕“乡村贫困治理”与“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两个热点主题精选最新入库报告，助力用户把握“后2020”时期贫困治理研究重点。

一、乡村贫困治理

精英治理不仅融合了乡村治理精英与村民的互动，还辅助村民建立起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

段洪波（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乡村治理精英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另一种是“任命型乡村治理精英”，还有一种是“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现在我国对农村的政策已经过渡到“乡村振兴”战略，并从五个方面——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振兴乡村，其中“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均需要乡村治理精英的参与。同时现在的扶贫项目分配模式有两种：一种模式是自上而下直接分配的模式，另一种模式就是由村级逐步向上层申请的互动模式。后一种模式越来越成为主流。但是，扶贫项目信息获取仅仅依靠政府或者相应的体制机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乡村治理精英的介入。

选自《其他视角下扶贫相关理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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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农村已经与村庄发展、社会建设等联系起来，体现了更强的整合性。

许汉泽（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贫困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综合工程，扶贫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帮扶，同时还意味着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变革。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将精准扶贫看作技术层面的瞄准行为和经济层面的收入提高，往往忽视了扶贫制度层面建设与扶贫政策的社会影响。其实扶贫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我们应该超越贫困本身来谈扶贫，更多地关注其经济维度之外的国家治理逻辑，需要将贫困治理纳入国家治理这个大的框架进行分析与研究。

选自《行政治理扶贫研究结论与讨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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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探索

西藏旅游扶贫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内源型发展”模式，未来应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

刘小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内嵌”在其生活的经济、文化、社会这一共同体之中，扶贫不能成为脱离当地价值体系之外的项目“孤岛”，而应该与当地社会的历史文化深层次结构相嵌合，引导贫困地区实现“内源型”发展。就西藏而言，旅游扶贫不仅可以“内嵌”本地民族文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使得旅游产业及其带动下的相关产业可以更好地在本地扎根，还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的要素聚集与共生，进而培育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形成典型的内源型发展模式。

选自《内源型发展：西藏旅游扶贫的逻辑、实践与经验》，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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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慈善公益和贫困的共同本质是财富分配制度，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再分配。

苑莉莉、杨雄、徐家良、张友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未来慈善公益扶贫与脱贫体现四大趋势。首先，全球抗疫过程中返贫现象的加剧，会逐步推动慈善公益脱贫全球化。其次，伴随着“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未来贫困的重灾区可能是信息贫困，并在信息化时代和“在线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再次，近年来新兴起的公益金融——慈善资本化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后，在现今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面临更多风险防控的挑战。最后，结合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理念，初步建构了中国慈善公益脱贫的理论框架。

建议2020年之后我国的扶贫政策更应该侧重从信息扶贫和健康扶贫入手来缓解相对贫困。在鼓励公益金融发展的同时加强监管，同时权衡国内资金与物资情况，吸取过度“福利化”的教训。

选自《慈善公益脱贫的基础理论溯源、创新转型与未来趋势研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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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表明就业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根本手段，需探索其助力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汪鹏（新华通讯社机关处处长、高级经济师）

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同时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调节，向相对贫困人口倾斜。这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努力方向：一方面在增长动力培育、结构调整及空间拓展等层面发力，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另一方面，通过稳就业及稳增长，做大社会“总蛋糕”，为持续精准帮扶相对贫困人口夯实物质基础。就此而言，就业优先战略在强化志智双扶、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着力相对贫困家庭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具备了推动治理相对贫困的可能。

选自《就业优先战略助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阅读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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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时间：202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