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