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