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发生的原因很多，不同类型或不同区域的贫困其发生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但是贫困的发生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本文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利用最新“六普”数据重点分析了南疆三地州贫困发生的人口学因素，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素质较低、人口负担较重以及人口缺乏流动性是导致新疆南疆三地州贫困高发的关键因素;接着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和生育率过高的原因;最后，提出降低生育率的对策。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指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发生率高达55%以上①，并且南疆三地州又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聚集地区，最新“六普”数据显示南疆三地州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58. 84%，长期以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因此，南疆三地州既是贫困高发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解决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对于新疆发展经济、巩固边疆稳定以及实现小康社会总体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疆三地州是新疆自然环境最为艰苦、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之一，是典型的少、边、穷地区，造成贫困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外因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农地资源短缺和区位条件的劣势，最主要的内因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素质较低、人口负担较重以及人口缺乏流动性。

首先，南疆三地州生态环境及其脆弱。南疆三地州特殊的地形结构和地理位置，形成了严酷的荒漠环境，常年气候干旱，年均降水量仅40～5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年均沙尘天气约92天，其中和田每年浮尘天气达到220天以上。地震、大风、干旱、冰雹、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灾害面广、突发性灾害多、灾害损失大。据相关预测，三地州未来几年的温度、降水将以偏低(少)的态势出现，水资源也将进入偏少时期，这将进一步加剧其水资源的短缺。风沙、干旱、荒漠化、盐渍化等问题长期制约和困扰着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次，南疆三地州农用地资源短缺。南疆三地州总面积45. 92万平方公里，占新疆自治区总面积的27. 6%。三地州环绕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和山地，其中和田地区沙漠戈壁和山地面积是2399万公顷，占其总面积的96. 3%，克州山地面积亦超过了总面积的90%。因此，南疆三地州的耕地极为有限，2008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南疆三地州农用地面积占新疆全部农用地面积的16. 34%，而“六普”数据显示南疆三地州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29. 88%，可见南疆三地州人均拥有土地资源较少，农牧民依靠耕地、林地以及草地等资源增收困难。

最后，南疆三地州区位资源处于劣势。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新疆远离内地市场，与内地运输距离远。南疆三地州作为新疆三片绿洲的一个孤岛，周围没有发达的国家、发展的省市做依托。因此，南疆三地州农牧民依靠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增加收入受到严重制约。

总之，新疆南疆三地州地处偏远，生存环境恶劣，少数民族聚居，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成为当地相对封闭、发展落后的先天因素，使南疆三地州成为干旱区贫困的典型，深陷入“环境脆弱一贫困一掠夺资源一环境退化一刺激人口增加一进一步贫困”的贫困、人口、环境的“PPE”怪圈。因此，在生态环境恶劣、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过多使南疆三地州其更难以摆脱贫困，人口数量成为加剧贫困的基本因子之一。而人口是“PPE”怪圈中唯一的具有能动性的因子，又位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层，人口数量问题给脱贫工作带来了困难，所以要想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需要找出贫困怪圈的症结，要首先解决人口问题。

一、贫困的人口理论

从人口学角度解释贫困的产生及其持续原因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马尔萨斯。他提出的“人口法则”即“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地较为巨大”。并认为“贫穷，是这个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马尔萨斯对贫困的解释既包含了人口数量挤压贫困，也包括了人口素质挤压贫困的双重意思。国内有关贫困的人口学因素研究主要有:穆光宗( 1990)以六盘山区为例分析了贫困的人口学因素，他认为:在既定的体制约束和资源约束条件下，人口增长压力和人口低素质屏障使贫困地区越来越依靠有限的贫瘠的土地，导致农耕系统承受力的弱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数量和质量两个侧面构成了长期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约束条件。［1］沈红、周黎安等( 1992)认为，经济学者更倾向于从经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贫困性质，认为贫困是贫困者对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在贫困地区，资金和土地都是短边要素，贫困农户所能够控制的长边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因此用人力投入替代资金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再生产，以保证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成为贫困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由于贫困地区技术条件的限制，小农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通常为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人口增加不仅直接降低生活水平，而且使得短边生产要素更短，达不到正常积累点，贫困无法缓解，贫困小农陷入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资源配置均衡。［2］于敏( 2011)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收入、户主民族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3］

由此可见，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人口文化素质低以及人口结构不合理构成了贫困的人口学因素，与其他非人口学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例如贫困地区往往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主导，再加上人口增长过快并且人口素质低，劳动力输出困难，日益增多的农业劳动力只能挤压在有限的耕地上，结果人均耕地明显减少，劳动力过剩导致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导致贫困，人均收入减少，农户进而又追求用增加劳动力数量来增加收入，从而又导致人口数量的增长，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新疆南疆三地州贫困的人口因素

(一)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和人均牧草地资源减少

“六普”数据显示新疆常住人口为21813334人，同“五普”的18459511人相比，十年共增加3353823人，增长18. 17%，年平均增长率为1. 68%，而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为0. 57%。

从表1可知，南疆三地州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近60%，而南疆三地州的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不足5%。由此，可见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人口聚集地，同时也是新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长期以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可以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人口变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特征。

据新疆统计年鉴2010显示，2009年，克州、喀什、和田三地州总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6. 71‰、21. 09‰、18. 35‰，这三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8. 34‰、22. 02‰、18. 87‰，大大高于全疆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10. 56‰)和全疆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5. 59‰)，居全疆人口自然增长率前三位②。

“六普”显示喀什地区常住人口为3979321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3405713人相比，10年共增加573608人，增长率16. 84%，年平均增长率为1. 57%。“六普”显示和田地区常住人口为2014362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681310人相比，十年共增加333052人，增长率19. 81%，年平均增长率为1. 82%。“六普”显示克州常住人口为525570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439680人相比，十年共增加85890人，增长率19. 53%，年平均增长率为1. 80%。而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为0. 57%。由此可见，南疆三地州的人口增长率很高。

从表2可见，南疆三地州的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是和田地区，只有1. 29亩，远远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南疆三地州除克州外，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的人均牧草地面积也远远低于全疆平均水平。由于耕地资源的稳定性，因此，南疆三地州人均耕地资源的减少是由人口增加所导致的。而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放牧的增加，从而牧草地资源会面临超载和破坏。

(二)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缺少致富脱贫能力

从表3可知，南疆三地州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疆水平。可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辍学人口增加，进入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的人口减少。因此，南疆三地州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很低，导致人口缺乏流出打工或者迁移的基础。

另外，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导致大多数人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南疆三地州多以维吾尔族人口居住，维吾尔族传统的交易方式就是“巴扎”(通常的集贸市场)。不少贫困户对市场的认识比较肤浅，在生活上多追求够吃够用，很少考虑积累再生产。贫困户依赖心理严重，“等要靠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仍然存在，不少贫困户仍认为没有吃会有救济，即使真心想脱贫致富的贫困户往往因为缺少文化、不懂经营等问题无法脱贫。另外，贫困户大多对未来预期不佳，没有榜样示范，没有美好憧憬，他们对投资教育信心不足，被动接受穷困命运者居多，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和积累能力差。这一系列落后的观念，使南疆三地州贫困户长期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人口的素质低下、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所在。

(三)人口抚养比较高，导致家庭负担过重

从表4可知，南疆三地州的少儿抚养比都远高于全疆和全国平均水平，都在40%左右，而老年抚养比均略低于全疆平均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总抚养比均高于全疆和全国平均水平，都在45%左右。由此可见，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过高，增加了家庭的负担，这也反映出这些年南疆三地州的生育水平较高。　

(四)人口缺乏流动性，外出务工收入较少

多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于减少农村地区的贫困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在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高于在当地就业获得收入。此外，贫困地区外出劳动力数量增加使得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起到带来当地收入增长的间接效应。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聚集区，由于语言、生活饮食习惯、素质能力问题，导致当地人口不能像内地其他省份一样大量农村人口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而只能留在当地，但是南疆三地州生态环境脆弱、生存资源有限，导致当地存在较大就业压力和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综上所述，南疆三地州在人口发展方面存在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人口素质较低、人口抚养比较高、人口缺乏流动性等问题，再加上南疆三地州生态环境脆弱、生存资源有限、区位劣势等客观原因，两类原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导致南疆三地州一直很难解决贫困问题。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是解决南疆三地州贫困问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而在这些人口问题中，人口增长过快对南疆三地州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如果任由这种人口增长的势头蔓延，那么缩小与内地和沿海省市发展差距，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进程将大大减缓。因此，必须解决南疆三地州人口增长过快问题。

三、南疆三地州人口增长过快和生育率过高的原因初探

(一)生育观念转变非常慢，新型生育文化并未形成

农民认为贫困的原因是耕地少，但没有意识到人口的压力，农民的计划生育观念比较落后，人口素质低，无法推广科技生产，因此农民认为其收入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耕地数量，另一个是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数。在这种导向下农民再穷也要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农民对劳动力有很强的依赖性。

案例1:“我是世居策勒县的人，我的父亲有4个儿子，2个女孩。到了我这一代，收入也不是太高。我就想着多要几个孩子，尤其是要多些的男孩子，这样可以增加我们家庭的劳动力，多挣些钱。所以我有3个孩子，2个男孩，1个女儿。我们生第2个孩子的时候，村里就来人，让我少生，不要超生，要不我也想多要几个，这样就只好要3个了。”

访谈对象:男，1974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3日

案例2:“我现在是家里的收入低，那样就更需要多要点孩子，多几个孩子，将来家庭就会大了，这样也能多挣点钱，如果到时钱不多，孩子也不多，会让别人看不起的，养老都成困难了。我现在家里3个孩子，我还想再要呢，但是不好要了。”

访谈对象:女，1976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3日

“多生才有劳动力”，仍然是贫困家庭认为有饭吃、能致富的有效办法。“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使得资源、环境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人口增长过快已成为导致贫困，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南疆三地州已经陷入“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刺激人口增加———进一步贫困”的贫困、人口、环境的“PPE怪圈”。

(二)宗教信仰对生育观念的影响

国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几十年了，少生，优生等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群众的思想观念还是没有改善。维吾尔族存在早婚、早育、多育的思想，以前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嫁人了，十八、十九岁就开始生育孩子，直至绝经、不能生育为止。因此维吾尔族传统生育观中以主张自然生育为主，认为“胡达给多少，就要多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随意堕胎、人工流产都是对“胡达”神圣权威和尊严的冒犯，应当绝对禁止［4］。以前老人的生育观念，他们大多是自然生育状态。南疆现在的中青年人，他们的生育观念还是有些保守，还是想多要孩子。他们的生育观念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相符的，需要进一步地转变思想，加强婚育新风观的培养。

案例1:“我是村里的阿訇，我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现在主要也是务农，还从事村里的阿訇工作。我非常想多要孩子，但是老婆在生下我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医院强制结扎了，如果能允许多要孩子，我想要10个孩子，孩子是“胡达”给的，孩子越多我们才越幸福嘛。”

访谈对象:男，1965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2日

案例2:“我现在是有2个孩子，我还是想要，计生部门就给了3000元奖励，就不再给了。对政府奖励政策不是太满意。以前生活不好的，但是现在我是在旅馆打工了，收入每月1000元。我老公是开三轮车的，老公的收入是2000每月。我想，既然生活好了，不如不要那3000元，现在自己是上环的，要不我就想再要2个孩子，孩子多了，我才满足呢。”

访谈对象:女，1973年出生的，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4日

案例3:“我是村里的计生员，现在是2个孩子的母亲，对我本人来说嘛，就非常想要第3个孩子，但是不能要的啊，因为身为村里的计生员，要首先以身作则，要不然大家都要3个孩子，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就不好开展了，还有，多要了，工作也没了，不行的。所以我在2004年的时间就拿了“两证”了，现在想多要也不行了。”

访谈对象:女，1982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2日

可以看出，虽然有的是结扎了，有的已经拿了“两证”了，本身的思想再加上社会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生育观还是比较传统的，孩子多了他们才满意，婚育新风观不是太强，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还是需要加强的。

(三)老年人生育观念的影响

以前汉族人追求的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子女越多是越幸福，在少数民族家庭中，也是这种思想。传统的生育观中，他们认为孩子都是“胡达”给的，“胡达”给多少就得要多少，这样就导致维吾尔族的生育率很高。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数民族生育观念有所转变，但是生育观念转变得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育观念也在影响着年轻人的思想。

案例1:“我对孩子的多少没有要求的，一个、两个就好了，但是我家的婆婆不愿意，让我多生，想多要男孩子，前两个都是男孩，后来要了第3个男孩，大家都满意了，就不要了。我是非常想支持计划生育的，生孩子我觉得比较痛苦，我的最后一个孩子是剖宫产出生的，我当时很痛苦。我家现在经营一家旅店，收入可观。”

访谈对象:女，1966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4日

案例2:“我现在有3个孩子了，前2个孩子都是女孩子，我是不想要了，当时的生育条件不是太好，妻子痛苦，我也要挣更多的钱去养活家人。后来，我的父亲要求还得再生育2个巴郎子才行。最后第3个是男孩，就要了3个，我就不让妻子要了，还和父母闹的关系不太好。”

访谈对象:男，1974年出生，和田地区策勒县某村村民。访谈时间: 2011年7月13日

(四)离婚率与再婚率很高

由于维吾尔族的早婚和草率结婚现象较多，因此，维吾尔族的离婚率和再婚率较高。“五普”时，新疆处于离婚状态人口占总人口的2. 61%，维吾尔族人口为4. 2%，其中最高的和田地区是5. 32%。而全国是0. 9%［5］。“六普”长表数据显示，新疆处于离婚状态人口占总人口的3. 22%，其中和田地区为5. 34%，喀什地区为3. 95%，均高于全疆平均水平。

2003年新疆人口的粗离婚率为3. 07，比全国水平(1. 03)高1. 98倍。根据喀什地区民政局提供的相关统计资料，2003年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2. 89岁，女性为20. 67岁。粗离婚率为3. 81%，其中麦盖提县占10. 55%。据新疆“五普”数据显示: 2000年新疆15岁及以上维吾尔族人口中，再婚人口比重高达18. 6%，再婚人口在有配偶人口中比重高达27. 92%，每10名在婚人口中有将近3个再婚者［6］。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城镇少数民族夫妻再婚前合计只生育过两个子女的或者农村少数民族夫妻再婚前合计只生育过三个子女的，还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因此，离婚率的提高会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

(五)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以外，生育政策的宽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从上面的访谈资料也可以看出，很多少数民族农牧民最终生育的孩子数是3个，这明显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广大群众生育观念的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我国的5个自治区中，除了广西的生育政策较为严格一些外，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都明显宽松于汉族。客观地说，这种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符合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少、增长速度慢的实际情况。但是50年后的今天，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口状况有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实行这种宽松的生育政策，就会导致民族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增长势头更猛，从而在21世纪会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就业、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小康目标的实现，造成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7］。

四、降低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生育率的对策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的发展差距，实现少数民族人口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是解决民族问题、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根本出路。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承载力，再加上新疆南疆少数民族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语言障碍以及生活饮食习惯等不利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因素。因此，转变婚育观念、降低出生率、减缓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一)借机适时调整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

杜卫华( 2001)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为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好心照顾他，反倒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8］。《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的目标任务中提出，到2015年，力争重点县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以内，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 8左右。到2020年，重点县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逐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而最新“六普”长表数据显示的乡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广西最高为2. 15，其次为贵州2. 03，新疆排第三为1. 81，大大高于全国乡村的1. 44③。由此可见，广大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降低生育率的任务还较艰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很难。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普遍放开二胎)在学界和政府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建议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后，及时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不分区域、不分城乡、不分民族统一二胎。

(二)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

紧紧抓住当前中央关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以及全国新一轮对口援疆的机会，结合南疆民族文化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重点扶持旅游业、特色农业和现代物流业等三类替代产业，促进南疆三地州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实力。其次，要借助对口支援侧重民生投入的机会，加快安居富民和牧民定居等工程，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南疆三地州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另外，尽管三地州生态环境脆弱，却肩负着重要的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职能。南疆三地州的湿地面积占自治区湿地总面积的25%以上，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工程占全区的42. 6%以上，24个县市中有21个县市是防沙治沙工程建设重点区域，为新疆甚至是全国的生态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应加快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改善南疆三地州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大力发展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少数民族

人口的本地和异地就业能力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新疆塔里木河荒漠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因此，南疆三地州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有选择地扶持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二是支持劳动力培训，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鼓励劳动力转移。但是，新疆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人口聚集区，维吾尔族人口的劳动力转移难度很大，主要是语言、素质、能力以及生活习惯障碍。另外，语言除了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外，还具有现代化知识学习工具的作用，语言工具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民族群体和每个个体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发展空间。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大力发展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竞争力。

(四)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强化利益导向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以罚为主转变为以奖代罚，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南疆三地州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奖励制度和升学加分政策、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为主体，各地、各部门出台的计划生育奖励优惠优先政策为补充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其中奖励力度最大和新疆独有的是南疆三地州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奖励制度，该政策是由国家财政支持，自治区人民政府从2007年起实施的一项专门面向喀什、和田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该政策主要针对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执行三孩生育政策的农村少数民族夫妻，自愿少生育一个孩子，并领取《计划生育父母光荣证》，或自愿少生两个孩子，并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夫妻，第一年一次性奖励3000元，以后夫妻每人每年可领取720元的奖金(从2011年起增加为1200元)，直至终老。该政策最初只对南疆三地州的24个县市，2010年扩面增加了三地州以外的26个边境县、贫困县，2011年又增加有20个农村少数民族人口占50%以上的县市④。该政策是在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的基础上提前奖励时间和扩大受惠范围的一种措施，纳入南疆三地州农村计划生育特殊奖励制度的对象，不再纳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奖励制度和国家“少生快富”工程范围。这项奖励政策的实施为新疆南疆地区在如此宽松的生育政策下把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今后应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重点是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衔接，其他社会政策也都应该体现领证家庭优先的原则，避免出现其他政策的奖励超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标准，从而降低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的效果。另外，要继续完善老年人的养老社会保障，提高保障标准，破除“养儿防老”观念。最后，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公共投入，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设备和人员培训投入，确保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工资报酬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提高村级计划生育宣传员的津贴标准，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力度。

(五)加快人口文化建设，形成新型婚育观念

新疆很多地方的人口文化建设值得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例如和田地区人口计生户外宣传环境经过实践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和田实际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人口计生宣教工作思路，即“五个一”工程，具体内容是:每个县(市)、乡(镇)、村配齐配强一支基层计生宣传队伍;涂刷一系列以奖励扶助为主同时兼顾生殖健康的宣传标语口号;制作一套适用性强、宣传效果好的入户宣传品;召开一场具有和田特色的计划生育宣传文艺活动和爱国宗教人士宣讲活动;制作一系列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少生快富示范户等知识为主的宣传题材，在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定期不定期宣传。另外，新疆开展的人口文化进校园也是很有特色和效果的宣传方式。2006年，自治区计生委、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知识进校园工作的通知》(新人口发〔2006〕49号)，实现了把人口文化知识教育内容融入课堂教育中，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注释］

①新疆扶贫信息网，http: //www．xjfp．gov．cn /zwdt /fpyw/ 1cf4a95d _3632 _42ab _82c3 _7a2dead16b51．html。

②注:新疆统计年鉴2010中各地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表来源于2009年公安人口年报资料。

③注:此数据为“六普”直接数据，人口学专家估计真实生育率要高于此数据。

④新疆70县市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殊奖励扶助，中国新闻网，2011年5月9日，http: / /www．chinanews．com/df /2011 /05－09 /3025754．shtml。

［参考文献］

［1］穆光宗．“贫困”的人口学思考———来自六盘山区的报告［J］．开发研究，1990( 04)．

［2］沈红，周黎安，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解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于敏．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02)．

［4］陈长平，陈胜利．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文化(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5］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新疆卷)［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6］艾尼瓦尔·聂吉木．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7］苏东海．小康社会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J］．社会科学，2003( 02)．

［8］杜卫华．可持续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J］．西北人口，2002( 01)．

来源:前沿2013年第1期 

内容时间：201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