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框架】

巴西、中国、印度三国的减贫经验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抗贫困的主流方法;总结了世界银行研究三国减贫的重要收获;归纳三国减贫经验;分别分析三国减贫政策与行动;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建议。

【观点摘要】

1.使用家庭调查结果作为衡量贫困、社会不公的标准,并以国家统计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的物价水平作为补充标准。关于贫困线的划定,作者使用了1.25美元/日作为标准,并把这一标准同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换算,而这一平均贫困线是适用于全球最贫穷的十五个国家的。作者同样使用了2美元/天这一中等贫困线标准,与2005年购买力平价进行换算,而这一贫困线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依据人口指数计算,即家庭中低收入人口所占比例。

2.对中国减贫的认识:稳定但不平均的减贫。这种不平均体现在产业的不平均和地域的不平均上: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是通过农业实现的,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减贫的步伐放缓;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更快脱贫,农村收入增长迅速的省份脱贫速度快。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导向行为,政府政策导向对贫困与社会不公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导致减贫模式和致贫因素的改变。中国的贫困问题与社会公平紧密相关:当人们可以较为平等获得土地、基本医疗和教育机会时,穷人可以更多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但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劳动力教育和素质的要求,使得单纯依靠农业脱贫的人口陷入贫困陷阱,社会不公加剧,从而导致机会不均,经济增长放缓,穷人较难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如何对待社会不公,已成为中国减贫能否成功的关键。低保政策是从再分配的角度扶贫的重要尝试,但是由于政策并未全部覆盖目标人群,且在农村和城市的推行力度并不相同,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较难参与,该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3.对巴西减贫的认识:依靠社会政策的减贫。巴西在80~90年代经历了经济停滞,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适应性货币政策导致极度通货膨胀。巴西政府在90年代中期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促进社会安全,并开展家庭援助。与中国相比,巴西使用再分配政策减贫具有更大空间,如家庭援助计划(Bolsa Família)。家庭援助计划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家庭后,对该家庭的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支持。和中国不同,巴西的社会不公一直较为严重,这也意味在不改变这种社会状况的条件下,巴西希望获得和中国减贫一样的效果,就必须实现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巴西一直将减少社会不公作为其减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减少区域不公,这也是巴西能够在保持一般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实现减贫的原因。与中国主要通过农业减贫不同,巴西通过服务业减贫。巴西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改革可以促进可持续减贫,即使是在经济停滞状态;第二,宏观经济和商业政策不应损害穷人的利益,其目标应该包括减贫。

4.对印度减贫的认识:减贫状况不甚乐观。经济增长是否促进印度的减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印度优先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都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而农业则长期被政府忽视。城市经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的贫困人口带来好处,但是城市和农村发展严重不均,农村贫困人口无法从经济增长中收获更多的利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不公平是导致印度减贫步伐缓慢的重要原因:文盲率高、性别不公严重、婴儿死亡率高、人均寿命短。这些因素导致贫困人口在市场主导的经济改革中丧失更多机会。印度通过调节再分配减少贫困几乎是不可行的,因为政府税收不足以救助贫困人口。印度政府提出了“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为不熟练手工业者家庭、农业劳动人口提供连续100天的法定最低工资。这项政策具有社会保险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救助了穷人。人们必须通过工作才能获得政府资助,而他们的就业部门往往是贫困地区最需要发展的领域。这些工作的要求符合穷人的自我定位,因为非贫困人口往往不会被这类工作吸引。然而,该项政策能否确实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有待验证。印度可以借鉴巴西和中国经验,推进国内减贫进程。如确保减贫专项资助经费可以达到穷人手中,促进积极的社会行为改变(如女孩可以接受教育等)等。

5.对比研究的政策性参考:第一,一个国家最初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理解贫困、减少贫困是重要的,同时政策应该根据贫困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第二,三个国家的减贫都与政策改革相关;第三,三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增长对于减贫有重要意义;第四,经济增长通常会促进贫困减少,而再分配政策也可以支持贫困的减少,该政策能否有效取决于该国的最初状况,也就是国内再分配领域的空间大小。

6.三个国家的减贫经验体现了两种国家对抗贫困的有效模式:倾向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和倾向于穷人的社会政策。

【关于作者】

Martin Ravallion,乔治城大学经济系教授,曾就职于世界银行,从事全球发展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为贫困问题和减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