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既是一个重大的民生系统工程，又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因，也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驱动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其非常重视。习近平同志先后对云南、陕西、湖南、贵州等省的脱贫攻坚情况进行了调研，对脱贫攻坚的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了深刻阐述。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要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脱贫攻关的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是脱贫攻关的尚方宝剑。基于对脱贫攻坚的本质属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与脱贫攻关互动关系的认识，认真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脱贫攻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贵州省省委、省政府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脱贫攻坚的制度建设举措，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贵州脱贫攻坚取得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多次表彰。据贵州省扶贫办统计，“十二五”期间，贵州省的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93万人，减少农村贫困人口656万人（按2011年不变价2300元的标准）；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33.4%下降到14%，下降19.4个百分点。2016年，贵州省目标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按照国家标准，有20个贫困县摘帽，2300个贫困村脱贫，按照贵州省定标准，有90个贫困乡镇摘帽，全省66个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以上。全年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约2万个，74.2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成功脱贫。为5万就地脱贫人口每人整治1亩优质农田，对44万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进行规范化技能培训，打造乡村旅游景点231个，在1300个贫困村设立电商网点，拓宽了贫困人口的增收门路，提高了增收水平。

　　科学合理的制度是推进脱贫攻坚的基础，而制度建设举措是科学合理的制度之关键，为了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更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贵州省省委、省政府采取如下一些切实可行的脱贫的制度建设举措。

　　一是确定了科学合理的脱贫攻坚制度原则。首先是“系统性原则”。脱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把脱贫攻坚制度视为一个系统，在脱贫攻坚制度制定时，特别注重扶贫开发利害关系人、扶贫开发主管部门、扶贫开发模式、扶贫开发路径等不同因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2013年率先颁布了《贵州扶贫开发条例》，以此条例为圆心，制定有关脱贫攻坚方面的制度。不管是从脱贫攻坚制度形式维度看，还是从脱贫攻坚制度内容维度看，都贯穿了“系统性原则”。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尓指出，要把统筹二字落到全域,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关键,扎实抓好“六个小康”行动计划和教育、医疗脱贫,用足用好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特色风物三个宝贝,把绿色资源变成发展红利。其次是“精准扶贫”原则。陈敏尔强调，要以精准扶贫统筹区域整体发展,推动大扶贫战略行动向纵深发展。要把精准二字贯穿始终,盯准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抓好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就业扶贫和政策保障实施,切实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杜绝形式主义和“数字脱贫”。贵州陆续制定了诸多精准扶贫的政策，包括《关于扶持生产和就业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大扶贫生态移民力度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做好金融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社会保障兜底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

　　二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推进脱贫攻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如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创新应用试验实施方案》中规定了开展精准扶贫大数据创新应用实施：“精准扶贫云”示范工程项目，推动大数据与大扶贫有机结合，建设精准扶贫云。加快建设扶贫对象电子档案卡实时动态管理、扶贫项目资金监管、贫困人口统计监测移动巡检、远程动态监控、电商扶贫应用、社会扶贫应用等应用系统，加大多部门数据资源交换共享，以大数据分析实现扶持对象、扶贫项目、扶贫资金、到村到户、帮扶人员、扶贫考核等方面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推动精准扶贫云和国土资源数据相结合，精准掌握和调度易地扶贫搬迁等重点工程。推进农村电商扶贫等产业扶贫，形成具有贵州特色扶贫开发新模式。2017年，基本建成中国西部地区大数据精准扶贫试点。

　　三是整合法学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方面，贵州省政府建立了脱贫攻坚立法专家库，聘请或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专家参与脱贫攻坚制度的制定，充分激发贵州省法学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及贵州省高校参与脱贫攻坚制度制定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激励其指导或参与市（州）、县（区）脱贫攻坚制度的制定。如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与黔东州、瓮安县、福泉县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而脱贫攻坚制度的制定则是其中的合作内容。另一方面，贵州省有关脱贫攻坚主管部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对贫困村实行包干扶贫的实施方案》，鼓励和支持在黔国有企业、律师事务所、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社会组织指导或参与脱贫攻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如中国移动公司贵州分公司及脱贫攻坚方面的专家指导和参与了望谟县脱贫攻坚制度制定和实施。

　　固然，因为脱贫攻坚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民生工程，影响脱贫攻坚的因素诸多，各地贫困的动因不同，专家对脱贫攻坚的认识和方法之观点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故各地采取脱贫攻坚的进路、战术和措施有异，但是，不管是从理论的视角看，还是从贵州脱贫攻坚实践的视角看，都形成了一个共识：科学合理的制度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根本保障，制定科学合理的脱贫攻坚制度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内容时间：201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