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公共健康和社会利益的考量高于个人的私益和自由，公民基本权利依法得受限制。但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有其界限，即必须遵从必要和成比例的原则，必须维护人权保障的本质内涵，不得违背国家所承担的不可克减的人权义务，必须遵从非歧视原则，不得对相关人员进行“污名化”对待，必须遵从法治原则，人权意识与法治思维须通贯于防疫大战的所有环节和全部工作。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社会体制的发展如火如荼，相较之下，基本权利却面临保护屏障越发脆弱的现实困境。更为棘手的是，政治国家的宪法“失灵”，以至无暇顾及基本权利保障越来越大的缺口。在社会系统论的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基本权利场域已经从政治宪法走向社会宪法，从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化空间。基本权利效力的拘束对象亦不再局限于国家公权力。一方面，社会权力兴起，另一方面，其与国...

当代中国公民的市民身份、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建构关乎自由迁徙权利、法律创制权、公决权与复决权、知情权、参与权、听证权、社会权利的制度化问题，需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的修改与完善，建立能够保障公民身份的法律和落实政治权利的公共生活方式，力图通过公共领域的自治实现私人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和权利。

德国式与美国式权利处理模式均同自身宪法解释的理论、方式、指向密不可分。在处理我国相关问题时，绝不可能完全照搬任何一国的处理模式，因为中国式权利作业体制有着独特的宪法背景、政治环境以及传统力量的影响，盲目照搬的时代早已远去，对比分析德国式与美国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解决路径，提炼成熟的处理规则，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才是可能的研究方向。

“人的缺席”是被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所隐藏了的一项悖论。与维护个体利益并防范国家公权力侵犯的传统功能相比，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对特定系统的沟通媒介的一般化予以制度化，继而实现维系社会分化的终极目标。这意味着，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并未直接指向作为权利主体的人，而是在追求一种社会性价值。因此，“人的缺席”成为基本权利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直接结果，权利主体与权利功...

电商平台拥有强大的自治能力，但囿于自身存在的权力滥用风险、无序扩张倾向，易于陷入自治困境，有必要引入公权力对其进行治理。从公法要求、权利与义务平衡及公共利益之角度进行解释，公权力介入电商平台自治具有充足的必要性。从治理成效、介入成本与社会收益的衡量及公正价值与适度介入的平衡之角度进行考察，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公权力介入电商平台自治的合理性。当前学界对公权力介入电...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从民事司法裁判中进行多重维度的梳理后发现，我国基本权利条款存在三种效力模式，分别为“基本权利—公民义务”和影响合同效力型的直接裁判效力、运用民事概括条款的间接裁判效力、价值指引的非裁判效力。但总体上裁判逻辑混乱，原因在于，混淆公法与私法的界分前提、忽视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条件、缺乏合宪性解释方法。据此，应从法律条款的抽象...

随着人权保障观念的进步和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由此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传统上适用于对消极权利限制进行司法审查的比例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于对积极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比较法的考察显示，欧洲人权法院、德国、南非等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审查机关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存在表达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现有理论主要从司法方法论、积极权利的绝对属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