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鄂西湾村的扶贫工作为个案，在社区－村民的框架下展开分析，通过探究村庄与村民两个层面，试图分析精准识别中基层民主评议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

法律是残障群体争取权利的根本，立法背后的残障观念选择直接关系到残障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切身利益。残障研究起源于西方残障群体争取权利和认同的残障运动，尽管残障运动的形式与内容在各国有别，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过往将残障归结为个人悲剧的固化观念，转而将身体损伤与社会障碍区分开来，形成了社会模式和权利模式的新型残障观念。这种残障观念得到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文件...

对于集体行动的解释，传统理论有奥尔森为代表的个人利益论，以及涂尔干为代表的集体观念论。本文指出，在解释集体行动时，“利益与观念关联”的理论路径更具有解释力，而这一理论路径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道德博弈论中都具有相关的理论资源。

本文对近代化中同样面临困境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作一比较，从中探寻文化观念对“国民性”塑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透视中国在转型发展中文化价值观念的演进轨迹，即面对未来发展时的 “观念革命”。技术革命、制度革命的基础和最终归宿在于“观念革命”。社会主流意识摆脱旧的传统和秩序束缚开辟新的境界，是民族国家开创未来的根本之途。

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稳定性，特别是作为一个地理闭塞的内地省份，山西人民的观念习俗更趋守旧、顽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与外界的不断交流，尤其在近代交通体系出现后，洋货大量输入、商品频繁流动以及人口的大量迁徙，都令人们的观念习俗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

主持人：在印度有这样古老的谚语：“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已经成为义工精神最经典的诠释，意思是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快乐。我想善良成为城市永久的品德的话，为什么不能成为永久的精神家园呢？今天我们继续开讲深圳“十大观念”之四——善良与包容，下面有请两位嘉宾任剑涛、孙振华先生。

在一些省份调查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总是听到人们对当前扶贫工作的一些质疑，质疑者既有村民，也有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些质疑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对扶贫工作合法性的认知，引发了我们对扶贫工作合法性遭受质疑的担忧。这种对扶贫工作合法性的质疑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精准扶贫工作过分关注贫困户，而非贫困户则较难获得政策红利；政策非连续性以及政策间的张力挑战了人们的公平观念...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转型 全力打造洛阳产业的升级版”。“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这个话题应该说是老话题。20世纪90年代，我记得在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进入21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历次的党代会、人代会，以及中央各种决策和部署的大会上多次做了安排，特别是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