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对职业类型和职业声望进行具体分析。尽管囿于数据，本章无法考察职业流动，但乡—城流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或其他职业的转换，或城—城流动人口在现居地的工作可能都比原有工作更好，而这就是职业流动的表现。如“数据与方法”一章所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所问的是职业中类，编码从0到99，共代表78类职业。我们将单个类别的职业予以归类，得到六大职业类别...

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

本文首先考察了1978~2010年，伴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发生变迁。研究发现，我国的职业分割不是以往简单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划分。其次，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了改革时期这种行业分割特征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

贵州省社会公众对职业发展的总体评价为“中等稍好”，满意程度为“一般水平”，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职业发展的形势良好，但尚未达到尽如人意的状态。人们对有关职业问题的认识与观念已“日趋理性”。研究了影响因素评价后发现，“市场化发展”、“经济因素”和“经济发展滞后”等内容始终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由此表明经济问题仍是制约贵州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公众对自身及子女职业发展...

本文主要介绍了职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受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生育实践的影响，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可能来自既有中上阶层的自我扩大再生产，而只可能主要来自农民及其子女的流入。对农民群体发展和分化的关注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保持关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吸引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观念的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也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并且在迁移的农村人口中占到了一定比例。从农村到城市，新的就业体系和社会环境使农村流...

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就业队列的职业代际流动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结构性流动是推动改革时期社会流动总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总流动水平及结构性流动水平在年轻就业队列中显著提高。第二，从相对流动水平来看，改革开放早期社会开放程度并没有实质变化，反倒是1990年代中期后社会开放程度有所提高。第三，上述结论相对稳健。

本文依据一项全国中小学生调查的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小学生家长对子女未来教育、职业和出国等的期望。调查结果发现：家长普遍对子女未来的教育抱有较高的预期，让孩子出国留学也成为相当一部分家长的期望。专业性强、稳定性高和社会声望高的职业最受家长青睐，而家长最不希望子女成为工人和农民。家长对子女未来的预期存在较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