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Living with China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人们更多的是基于角色扮演的需要而去开展行动的，因而，往往更多地关注职业活动中的知识、技术、能力和专业技巧等。至于人的道德状况，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视。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随着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也随着“傻瓜”技术的出现，对从业者的道德要求呈现日益增强的趋势。对于社会治理而言，随着管理型社会治理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转变...

本文首先介绍了再分配和福利承认的相关内容，其次介绍了福利与权利直接的关联，最后介绍了福利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势力冲击了此前的公益模式，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公益模式。该模式以市场为基础，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的正当性，承认基于市场的初次分配的正当性，正视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张用温和的方式缓解不平等，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公益事业），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公益事业，社会通过道德和舆论激励公益行为。

当今快速的城镇化为学者和民众所诟病，在快速的城镇化背后是被忽略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传承。在快速流动的人口与“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之间，由于媒体的快速传播和表达公众化，乡愁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思乡情怀。或许感同身受，或许一笑了之，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无论在文化上、心理上，还是在伦理上、价值上，变动中的秩序拷问着人们应该如何找寻远方。

由德性所要求的摆脱一切感性欲求、私利想法，而自作主宰的超越的自由，必须辅以承认、尊重其他人的抉择的自由的法权义务，才可以达成其目的；则此二者虽然有内在与外在自由之不同，即德性义务与法权义务之不同，但因都以自由作为原则，应该可以相通。从此义上说，这两种自由的不同，便不必如牟先生以自我坎陷来表示。坎陷有自我否定之意，而从内在的自由转为外在的自由，并非自我坎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