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介绍了围绕是否接受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 是否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等问题，按时间发展阶段分析了中日历史问题。

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同为立法机构，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国议会之间很早就开始友好往来，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前夕，许多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来中国访问，为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和中日复交铺平了道路。在其后、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同日本国会之间的交流频繁进行，为整个国家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年来，中日之间已基本建立起防务部门之间的安全磋商机制，主要的安全磋商机制有中日外交和防务部门共同参加的安全对话会议、中日防务部门之间的防务安全磋商，其他尽管不是防务部门直接参与的磋商机制，但涉及安全问题的磋商机制还有中日战略对话（另文）和东海问题磋商等。

1972年9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经历了几年的曲折，1978年8月两国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发展出现一个新的里程碑。当时的中日两国，无论是政界还是经济界、民间都普遍要求中日友好，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都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3月，两国一致同意将1978年12月签订的中日贸易期限延长为13年，1979年12月，中日两国签订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以来，中日两国在防务交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果，但发展历程艰难曲折。防务交流往往是两国政治交流的“晴雨表”，当两国政治关系良好时，防务交流也会进展顺利，一旦政治关系转冷，首当其冲的就是两国间防务交流。因此，对30年来中日防务交流进行回顾和总结，将有助于理解两国政治关系的走向并推动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除中日高层防务互访和安全磋商外，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官方或民间渠道的防务交流，包括舰艇互访、部队观摩、互派防务留学生、学术交流等。

本文综观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中日环保合作。伴随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两国的环保合作机制得以确立， 合作模式不断向多样化、多元化、多领域、多主体合作的模式转型。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到“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再到中日第三方市场环保合作，中国的环境管理社会能力不断增强。中、日两国作为环保领域的合作伙伴，应充分利用合作经验、发挥互补优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双边战略对话逐步展开，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得到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