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的一些研究数据皆表明，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民的自杀率则更高。笔者在农村调查时，经常会碰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自杀情况，这些直观经验也表明，农民自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

本文基于对江汉平原一个村庄的深度调查及其区域状况的理解，从村庄内部视角勾勒出该区域内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基础。在不信鬼神、老人无用生命观的基础上，当地对老人“没用了就该死” 的普遍认可，为老人自戕生命提供了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因此，人们对老人自杀并不存在偏见，当地已然形成一种老年人自杀正常化的村庄秩序。

老人自杀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价值迷失有关。家庭生活伦理的丧失，村庄生活规范性的弱化，造成老人主体性的被迫选择，使其价值观出现混乱，自杀成为归宿。当老人获取社会性价值的源头被堵塞，获取本体性价值的实践为子代所否弃时，主体性价值的被动获得带来的无助、无聊与痛苦为老人的自杀打开方便之门。

基于鄂中S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存在着突出的老人利他型自杀现象。利他型自杀现象的产生，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有关，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自杀是支持子代进城逻辑的延续。浓厚的代际责任是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产生的伦理支撑，他们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是在“恩往下流”的生活实践链条中实现的。

权利二重性是理解30年来中国农民自杀率变迁逻辑及其区域差异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逐步从公共卫生学领域延展到社会学领域，并有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趋势。社会学领域的农民自杀现象研究承接了迪尔凯姆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将自杀看作一个社会事实，从支配个体行为的社会结构出发展开分析。

农村的自杀主要与家庭关系相关，根据不同的关系和特征可以将自杀划分为多种类型。农村自杀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时空特征，可以从农民价值观的时空差异中获得理解。社会转型期，各种关系与价值观调整所带来的种种不平衡和不适应，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由于难以准确预测与农民价值观相关的农村宗教的发展，目前还难以完全判断农村自杀的走向。

本文采用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赣鄂两个村庄30年来的自杀案例进行延伸个案分析，发现自杀在两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受现代化等因素的影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冲击原来的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它们在冲突中逐渐融合。两种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使得自杀表现出新的特征，绝望型自杀和利他型自杀成为主要的自杀类型。

本文先介绍了我国自杀的状况，以数据的形式展现我国不同时期的自杀情况。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我国自杀的特征。接着介绍了我国自杀的原因，在最后作者给出了控制自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