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来自各地的、主要是当代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资料，观察地方权威的管辖权及其性质。它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基层政权控制辖区的某种制度性基础。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低度稳定的结构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为什么仍然得到延续。本文认为，认识基层治理中的一些因素，尤其是需要认识其绵延不断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抑制结构的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本文主要阐述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在中国现代化的宏观变迁过程中，双村村治变迁的三个基本逻辑：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可以被理论化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结构又是如何具体地形塑村治变迁形貌的。第二，关于双村的微观叙事对于理解整体性的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有没有意义? 第三，以微观的村庄叙事作为学术研究历程中的一次努力和尝试，对它...

华中村治研究的“两经”训练，尤其强调村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村庄”揭示了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得以立身的根本。为何如此判断？个人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递进式地展开。

本文具体介绍了柳州市的村庄建设情况，包括农村人口规模及增长情况、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模式等，详细、全面地呈现了柳州市的乡村图景。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双河口村村政在一种由地方性特殊主义的“情”和国家普遍主义的“理”所共同交叠架构出的秩序化空间中施 展并发挥其相应的权力与职能。首先，双河口村经由亲缘秩序和现代行政秩序两者交叠架构出村庄秩序的基本形式。其次，双河口村在处理乡村事务中也形成了特色的调解与仲裁的理路。最后，双河口村对社会治安进行组织化机制，并明确了综合治理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静宁县村庄建设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村庄规划，大致走了一条从规划到实践、从点到面的路。开始于2006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是使农民生活达到新水平，民主政治取得新发展，基层组织具有新活力等。目前在村庄建设方面，已进行了民居统一改建，但以村容整洁为目标的治理进程还存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以1958年以前的欧拉部落为例，藏传佛教以拉卜楞寺院为核心，沿其“拉德（神庄/香火庄）”“穆德”“曲德”部落逐层向外辐射，又从虔诚信徒处合力内聚，从正反两个方向强化以寺院为载体的教权支配，最终建立了“教权、产权、治权相互嵌套”的部落治理机制。这种由里及外又从表向内的支配通过三大机制实现：第一，经由代际教育、生活渲染实现全民信教，为藏传佛教施加非正式社会权力支...

首先，本文阐述了重建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秩序的主要特点，一是超经济权力强制从生产领域的退出与农民经济自由的获得，二是国家、行政村和农民的关系集中体现为税费的提取与缴纳，三是现有土地分配方式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其次，本文以民间互助讲述了双村社会关联的具体特征。最后，本文指出了在村庄经济的再造中，基层市场体系作为地方社会的公的空间，有着其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