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的哈尼/阿卡人归属不同的国家，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化发展呈现差异性。国家在场的效力，或者说是国家在场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与国家对待民族民间文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这种态度一般可分为三类：放任型、管制型、互动型。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加深，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在庭审阶段得到了强化。然而，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仍显不足，极有可能导致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情况出现。侦查权的行使需要受到正当程序的约束。为构建侦查的正当程序以实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律师在场制度，试图以控辩平衡的维持达致前述目标。在新时代推进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

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个案研究法和过程-事件法，选取江西省赣村作为田野调查点，以扶贫第一书记政策分析国家力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肩负政治任务，携带大量的国家资源，以国家身份嵌入乡村场域，形塑乡村结构和发展秩序。总体来看，村庄治理主体实现了再造，作为治理载体的自组织被培育，村庄的治理形态由一元治理到协同共治，村民...

律师在场权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被诸多现代法治国家所肯认。域外的相关规范和判例可为他山之石，我国现行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值班律师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简易程序等为律师在场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空间。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中国的价值旨归，深化司法改革，推进法治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明晰律师在场权的权利意涵，完善制度建构。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有70多年的历程，引入“社会性别”、“女性视角”的妇女史研究只不过才有10年的历史。这里正是要追溯探讨10年来（1985～1995）妇女史研究与女性意识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①女性主义的妇女史兴起，正是由新时期最早萌发性别意识，逐渐提高了女性主体、群体和历史意识的史学界女性发动的，她们成了研究主体的中坚和骨干（不排斥男性学者，男学...

国家行动不同于国家运动，后者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短暂的运动式特征，令国家成为无情碾压个人自由的“碎颅者”；而前者则更关注国家在回应公共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具体能力，要求打破制度框架对治理行动的重重束缚，强调“干中学”和“非期然后果”带来的革新可能，帮助国家成为一个将人们从层层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碎镣者”。正义的国家行动应是带有伦理属性的、相对温和的国家行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模式和新思路，旅游者在其间的认同与实践机制尚不明晰，亟待研究。本文聚焦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这一场所类型，通过对接角色理论和场所精神构建“角色—场所”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重走长征路”旅游者角色在场所中的认同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角色情境由长征沿线持续性长征场所和流动性地方场所建构；角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