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小型餐饮业劳动性别分工的考察，分析了该行业中男性对厨艺的垄断地位和女性服务员的情感劳动所传承下来的等级化的性别关系，分析了该行业中男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女性有限的发展空间。文章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会产生效率，更会产生社会规范，形成特定的性别等级关系，反过来，传承下来的劳动性别分工亦会因内含的性别不平等而产生效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本文分析了李村人口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和家庭分工，及其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首先概述了李村农业家庭的流动与留守情况；其次分析了李村“男工女耕”家庭分工的形成，以及女性流动机会的弱化；再次从留守丈夫群体出发，阐述了无论男性是否外出打工，女性仍然不具备选择流动的权利，并叙述了留守老人对家庭分工的影响；最后描述了农业现代化尚未改变女性在生产中的辅助角色，并进行了总结。

本文基于分工理论，构建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分工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

“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增加人类自身再生产领域内由女性主要承担的各种劳动付出，并强化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内的性别偏好色彩与性别排挤力度。针对两种生产领域内现实存在的性别分配不正义，国家和政府应当积极发挥调节分配的权力与职能，针对女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生育保险制度，选择更具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修订更具性别视角的法律法规。

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7个镇/乡8个农村社区关于乡村旅游经营状况的调研，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着重探究在乡村旅游中两性的参与和决策差异，以及乡村旅游对农村家庭的生产活动、再生产活动、社会和社区活动的性别分工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对农村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暂时无力颠覆社区和家庭层面的传统性别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妇女研究、发展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的学者纷纷关注发展中的性别公平与性别平等问题，特别是198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各种有关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概念和理论迅速出现在各个发展主题和领域，甚至反映到政府的社会决策过程中。同时期，多边和双边的各类国际组织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工作也陆续纳入了社会性别视角。有关...

只要一着手探讨夫妻冲突现象，研究者首先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从什么视角来考察夫妻冲突？”“夫妻冲突就其性质而言是否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显然，考察的视角不同，对夫妻冲突性质的认识不同，其结论就会有所不同。在这里，笔者试图将发生在双方职工家庭中的夫妻冲突现象放在中国社会两性关系发展脉络的背景下，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角度来探讨夫妻冲突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2007年被称之为劳动立法年。一年之中，《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相继出台，内容分别涉及劳动合同、就业、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标准等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领域。“三法一条例”的颁布实施，在中国劳动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劳动立法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