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主管是澳门特区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制度安排，是从澳门公务人员中委任产生而又独立于一般公务人员之外的官员群体，具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特征相互混合的属性。归根结底，澳门领导主管在本质上应该属于事务官中从事管理性工作的范畴，其工作既不同于政务官，也不同于一般事务官。澳门领导主管制度在制度方面应该更为明确其属性，让委任制度、评估制度、问责制度回归到高级事...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回应社会的诉求，出台了关于官员问责的相关法律，对领导及主管、主要官员的用权行为形成基本的问责规定。然而，澳门官员问责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官员问责制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着难以落实的困境。究其原因，澳门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导致官员间权责关系不清晰、问责方式不到位等各种问题的出现。未来澳门官员问责制需要凸显问责重心...

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其社区建设的历程较短。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历史因素的沉淀，深圳市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在政策体系、体制创新、财政投入、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可圈可点。本文通过对深圳基层社区治理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对盐田模式、南山模式的分析，揭示社区创新机制和体制建设的内涵，以推进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明确公共政策伦理责任的具体内容是构建公共政策伦理实现机制的基础。深入分析公共政策伦理责任的内部结构是认识和理解公共政策伦理责任的基础。公共政策伦理责任是相关主体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对特定的公共政策内容所作出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共政策的伦理责任看成是主体—时间—内容构成的三维体系。

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的横向流动是公务员制度中重要一环，有利于培养政治人才及推进公务员向上流动。合理的公务人员流动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合理流动，有助于激发和保持公务人员的创造力，也有利于维持政府的廉洁高效。要真正解决公务人员流动性的问题，既要防止出现官员长期占据一个官位，也要防止出现流动的随意性。另外，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公务人员流动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形成流动机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共同构成了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两国发展关系时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是当时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而且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实现了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心愿，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开埠城市是中国城市近代化较早启动的地区，城市近代化是在什么合力的推动下展开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天津是具有典型双重的性格的开埠城市，既有外国人经营的租界，也有中国人经营的地区。在中国经营的地区所发生的受容具有主动受容的特点，而通过租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具有被动受容的特点。本文以天津新政时期河北新区、日租界的商品陈列所以及扩展后的劝业会场为例，说明开埠城市近代化...

本文首先概述台湾对大陆茶叶贸易呈现的四个起伏变化期，然后指出台湾茶产业的变迁与发展，接着分析红茶对打开台湾茶叶现代化之路的重大意义，再从营销方向、经营概念和生产方式等八个角度对台湾新茶文化进行介绍，最后提到茶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对台湾茶产业的未来趋势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