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过日子”角度研究农民的生活伦理，“过日子”的内涵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本书分别从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人神关系、人生意义、家庭经济五个方面阐释了农民生活伦理的家庭主义。

过日子作为一种生存伦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自杀行为。对于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来说，个人的利益得失和情感伤害都是次要的，家庭责任感让他不敢怠慢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过日子”的价值功能：它把每个人牢牢系于家庭之上，在家庭生活中安身立命，从而完成了对家庭生活的有效整合———而这也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本文主要叙述了从“过日子”的角度研究农民生活伦理的缘起、意义、方法与进路。农民生活伦理研究受到农村调研实践的启发，有利于将民间俗语概念化、理解“小农的生活伦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表述农民。该研究从“过日子”和“生活伦理”两个概念入手，将农民作为主体，分析其访谈及话语。

本文主要从“过日子”的角度探讨了农民的生活伦理。首先本文阐释了“过日子”的核心内涵，然后本文将中国农民的生活哲学概括为家庭主义，并探究了农民在当前生活中的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最后本文探究了农民的家庭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阐释了如何从“过日子”的角度理解农民的生活伦理，并指出研究者不仅需要关注当代社会转型中农民生活的变迁，还需要关注其背后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规则体系。

本书将农民的家庭生活过程操作化为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家庭正是在持续的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延续。顾名思义，家庭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绵延、子代家庭逐渐成为独立自主家庭的过程，因此，家庭再生产直接地表现为代际更替。家庭再生产不仅是时间性的绵延过程，而且是一个能动性的主体实践过程。财产、权力和价值等要素构成了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家庭再生产因而表现为资源配置、...

本文基于自杀研究的社会行动视角提出了“奔头”这一理论框架，并以冀村农民自杀的田野调查经验为例进行了分析。当时的中国正统哲学关于自杀的讨论比西方更具有包容性，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西方的“权利问题”，而是自杀行动的“社会意义”，这为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自杀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