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验层面，权利可以被视为人类在不断犯错过程中为了避免错误再犯所形成的一种稳定措施，由此“错误”构成了权利产生的前提性要素，相应地，试错权和犯错权就成为一般权利得以产生的两大前提性、基础性权利，二者间既相互作用又互相支撑。享有犯错权的主体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私主体”，又包括以政府官员为中心的“公主体”，后者以容错免责权为典型，是一种“合法化”意义上的制度性权...

本文聚焦四川省需特殊关爱未成年人群体中曾经有过不良行为的脆弱群体，运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方式分别对四川省共计6所专门（工读）学校的在校学生以及成都、达州两市的普通社区居民，就该群体的行为现状、社区接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就上述内容对以四川省专门（工读）学校学生为代表的四川省需特殊关爱未成年人进行了现状描述。研究发现，四川省该部分群体中，男性比例明...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回应社会的诉求，出台了关于官员问责的相关法律，对领导及主管、主要官员的用权行为形成基本的问责规定。然而，澳门官员问责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官员问责制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着难以落实的困境。究其原因，澳门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导致官员间权责关系不清晰、问责方式不到位等各种问题的出现。未来澳门官员问责制需要凸显问责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