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来自各地的、主要是当代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资料，观察地方权威的管辖权及其性质。它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基层政权控制辖区的某种制度性基础。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低度稳定的结构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为什么仍然得到延续。本文认为，认识基层治理中的一些因素，尤其是需要认识其绵延不断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抑制结构的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以1958年以前的欧拉部落为例，藏传佛教以拉卜楞寺院为核心，沿其“拉德（神庄/香火庄）”“穆德”“曲德”部落逐层向外辐射，又从虔诚信徒处合力内聚，从正反两个方向强化以寺院为载体的教权支配，最终建立了“教权、产权、治权相互嵌套”的部落治理机制。这种由里及外又从表向内的支配通过三大机制实现：第一，经由代际教育、生活渲染实现全民信教，为藏传佛教施加非正式社会权力支...

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认识局限于维权视角。这种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上访治理的实践。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的情况下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

20世纪国家对村庄社会前所未有的进入也表现在作为现代性表征的新式教育和科技方面。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权力在20世纪与国家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一方面，它借国家之力对乡村社会进行穿透和改造，借国家之力使自身具备一种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治权；另一方面，国家又凭借现代性的巨大能量及其意识形态治权，形成了控制和改造乡村社会的空前的能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双村的经济与人文面...

2012年吉林省在坚持科学民主立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法律援助水平、发挥能动司法作用、依法治权反腐倡廉、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与进展。要进一步推动吉林省地方法治建设的发展，应加快立法、加强监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正司法运作机制、加强法治观念宣传教育、加快新农村法治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逐步取消了福利分房的政策，居民的住房也逐步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财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治理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正在从行政管理模式向社区自主治理模式转变。我国现阶段物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了社区“物权”和“治权”的分离，也引发了社区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多方矛盾。因此从物业管理的起源和时代背景出发来...

调查显示，随着执法规范化的推进，涉警上访的高压态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新的上访高潮，而且上访的性质也迅速异化。“维权论”和“治权论”都没能为涉警上访的失控提供一套合理的解释框架，因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上访治理的政治原则缺失。政治原则的缺失使上访治理规则丧失辨识、裁断和实践是非对错的能力，导致上访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无理上访堵塞了上访维权的道路。与此同时，...

通过比较中国信访制度和西方请愿制度的功能和定位，本文区分了政治的“目的论”（即理想）和“道义论”（即权利）理解，并指出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两种政治互嵌所产生的阶段性矛盾。道义论政治在改善国家规范合法性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削弱了基层治权并增强了民众的权利意识；而对目的论政治的强调在提升政绩合法性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政策指令导致了地方官员的怠政、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