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运用关系取向的社会交换视角，就农民工夫妻外出流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研究发现，无论是夫妻一方流动还是夫妻共同流动，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具体而言，无论是平等的夫妻关系还是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流动后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本章从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研究意义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政治进行了介绍。

本文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制度性政治参与方面，农民工参与选举的总体比例较高，参加选举和反映问题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组织社会资本和制度社会资本对男性参与选举影响显著，组织承诺仅对女性农民工反映问题有显著影响。罢工或抗议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仅有极少部分农民工参加，组织文化融合对男女农民工参与罢工或抗议的影响均显著。本文认为，...

目前，性别配额制被认为是提高女性政治参与水平的有效手段。通过对相关国家经验的考察我们发现，虽然性别配额制与女性政治地位的确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性别配额制效用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非由某种制度单独决定。在女性政治地位的确定中，配额方式的具体规定、选拔和选举制度的差异、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和力度、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应用等都会影响到性别配额制效用的发挥。

政治与决策参与是女性参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参政领域的性别平等关系到两性能否平等分享和参与社会经济、教育等其他领域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础。因此，建立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指标，并据此进行监测和评估，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妇女研究、发展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的学者纷纷关注发展中的性别公平与性别平等问题，特别是198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各种有关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概念和理论迅速出现在各个发展主题和领域，甚至反映到政府的社会决策过程中。同时期，多边和双边的各类国际组织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工作也陆续纳入了社会性别视角。有关...

本文首先介绍了社会性别以及社会性别机制的基本涵义；其次本文介绍了出于研究需要构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性别机制；最后经过分析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男孩偏好是社会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后果，父母预期男孩能够给家庭所带来的各种回报要远远多于女孩，因此形成了生育中的男孩偏好，从而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20世纪末，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本次人口普查的设计，是在前四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构成了基本框架、方案和长短表。本文将从性别统计的角度初步分析我国性别统计的缺口及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与性别统计有关的内容。期望能从“五普”的统计信息中，了解目前社会参与的性别表达、程度及差异，加强人们用性别观点认识社会发展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