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动车事故为契机，更多社会群体登上网络舆论平台，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进行审视和监督。“微博打拐”和小学生“免费午餐”在民间和政府的良好配合下推进，展示了依托于互联网的民间“自组织”力量的成长，以及政府的包容。随着微博客的舆论能量爆发，政府在动车事故后对其加强了管理，网络舆论的力度趋于平缓。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由其研发的各种技术产品具有很大的聚合效应，这种聚合效应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交往和沟通方式，“社会性”已成为这些技术产品的核心特质，社会化媒体成为总括web2.0、新媒体等的新概念，并日益为社会所承认和使用。人们通过博客、播客、论坛、维基、社交网络、内容社区、微型博客等社会化媒体进行内容生产、传播与再生产，网络社区化是其主要的组织形式，以参与、...

网络舆论在2013年遭遇拐点，舆论热度大幅下降，“吐槽”社会负面现象的声音明显减少。大V们谨慎发声，风光不再。众多网友从微博客的公众意见平台转向更为私人化的微信朋友圈。互联网与体制进入新一轮磨合期，政府一方面向网络不和谐的言论“亮剑”，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放大互联网的正能量，鼓励发展主流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把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对接。

2012年微博客继续升温，成为网络舆论的发动机。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叠加，网民对深化改革表现出热切的期待，有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取向的意识形态论争重新抬头。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民间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态度强硬，但仔细辨析，其背后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单纯的民族诉求。以《人民日报》开设法人微博为标志，微博“国家队”崛起，拓展了官民对话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