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提出了宗族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地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契合。本文首先描述了现代化中宗族的发展困境，其次阐述了学界对近年来宗族组织兴起现象的观点，再次叙述了宗族通过内在创新机制实现现代化的案例，最后对以上内容进行了总结。

治理形态是杨氏宗族社会能够建立稳定的宗族秩序、保证宗族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杨氏宗族的治理是在宗族“结构—功能”范式下展开的，即在宗族组织结构所具有的特定功能下展开的。

宗族的社会组织主要有蒸偿会、枪连队等，它们负责宗族的治理和防卫。宗族的社会交往活动既包括祭祖仪式、婚丧之事、合作生产中的交往，也包括在沙田集市、遥田集市贸易中的商业往来，宗族商业贸易促使宗族成员在经济收入、职业方面产生分化。宗族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与罗氏宗族的械斗，宗族成员有难时，蒸偿会、全族成员会给予救助。

本文从宗族的结构和宗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两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苍南县宗族文化变迁展开分析。通过对文献及宗族现状的调查分析，认为宗族文化衰弱的趋势不可改变，尽管宗族的部分结构得以重建，其传统功能还将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还有活跃的趋势，但其内在的根基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将逐步丧失。

宗族治理是维持宗族内部伦理秩序，维护宗族利益的重要手段。宗族治理具有双重功能：对内，它以族权、绅权和夫权为其权力体系，以维持宗族内部秩序、促进宗族的发展和强大；对外，以族权和国家政权的互动和联结为纽带，以此获取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从而起到维护宗族利益、拓展宗族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作用。

宗族因治而聚。在宗族内部，族长、房长构成宗族社会的核心主体。而宗族之外，国家承接起治理的主体责任。宗族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

世代繁衍于三溪的刘氏宗族，其文化底色不仅形成于与周边宗族的互动之中，还由族人在共同的生活中凝练而来。以习俗和惯行为内核的刘氏宗族文化，既能在族人日常的文化观念中有所体现，又能在祭祀、请神、打醮等文化活动中得以反映。同时，文化形态还深深烙印在刘氏对族人的教育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