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性社区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尚未探寻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随着自然教育井喷式的增长，保护性社区成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友好课堂，不仅能挖掘社区自然特色、科普科学知识、拓展生态多元化功能，还能促进产业的优化与转型、发扬和继承本土文化。而社区居民作为直接相关者，面对新鲜事物的进入，千人千面感知各不相同。本文构建了千佛村居民自然...

本文指出，天津塘沽区开展的有关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政策创新示范项目以制定和实施保护性政策为核心，针对如何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比例和数量，探索出了一个促进村民自组织内部性别平等的新模式，为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推进农村性别平等积累了经验。本文认为应完善保护性政策内容，并使之法律化，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具体规划等，以进一步提高妇女当选比...

新型农村社区组织是对原村委会组织的改造和升华，是对城市社区组织的学习和借鉴，但又不同于城市社区组织，要突出社区组织的“农村”特点。新型农村社区在治理中存在居民身份双重、组织机构双重、治理双重、管理和服务双重4对矛盾。结合外地经验和咸阳实际，笔者提出新型农村社区“1+6”治理模式，“1”即主体重造，“6”即围绕主体重造必然要求身份重构、产业重转、设施重布、资产...

本章首先介绍了社区治理环境中所遇到的问题，其次介绍了国家权力、现代教育、现代市场经济和政府再次放权对社区治理造成的破坏。

社区保护地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共同组成了四川的保护地系统，奠定了四川生物多样性大省的地位。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使社区保护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4年，四川社区保护地建设获得了省委、省政府和各部门的关注，为未来大面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章介绍了社区治理遇到的问题：“公地灾难”趋于成真，资源价值的降低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污染相关的环境治理问题，政府权力介入时的扭曲，社区资源的内部分配与纠纷调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政部为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推进法律修改，开展具有性别视角的政策实验，加强当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分性别统计等。2003年7月至2004年底，在天津市塘沽区实施“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以下简称“塘沽项目”），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项目的后续行动延续至2007年，项目影响更为深远。本文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