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一词是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翻译而来。近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的社区范式，堪称西方理论加上中国素材的研究方法之典型，在中外学界均有深远影响。本文讨论近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社区范式的确立时间，以及如何运用社区范式展开相关研究，借此评估近百年来学界沿此思路进行的学术工作，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谱系。

社区教育是具有区域规定性的“大教育”，强调的是以对人的生长、生活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特定空间——社区为教育场景，注重社区意识的培育，并以服务社区民众为主要对象目标。通过社区教育，使被教育者能以开放、动态、互动的态度处理社区与社会的关系。这有助于社区自治，并且使社区内的各要素得以可持续、和谐地发展。

社区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这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但在实践中，如何使这一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生长点真正能够健康成长，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社区自治需要在适当的治理架构中实现。那么，我们又需要哪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如何来处理社区与政府的关系？是否社区治理地位的增强，反而会导致社区自治的弱化？这些都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自治与治理的关系。

本部分探讨了中国农村的社区建构问题。中国农村的人口布局是均质的，而现代社会则是非均衡型的。这便产生了农民迁徙和乡村城市化问题。

本章首先分析了文化中的信仰价值与传统社区中的合作之间的关系，其次介绍了社区社会纽带和社会声望体系对合作的促进作用。

社区发展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是社区自我决策，这与社区之外的国家和市场决策相对应。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农村社会越来越被外来的力量所主导，外来的政府、发展者和市场都在左右着农村的发展方向，而由外界所主导的发展往往忽略了当地的特征，不仅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甚至可能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在发展中，社区内部的力量被强调，人们希望通过激活社区内部...

在较为贫困的贵州农村社区， 自治的社区参与面临理性选择的挑战.但是，参与会有收益或者不参与会带来损失，只要社区居民有这个判断，其参与动力都能得到保障，社区参与的利益基础就能建立起来.慢慢地社区居民参与动力都能得到保障，社区参与的利益基础就能建立起来了。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退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认同缺失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村头、树下、晒坝、井旁、广场等公共空间是大家认识、熟悉、交往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村民利用社区内外资源，采取互助、自治等行动，解决社区的共同问题，协调社区的共同事务，培养对社区的共同认同，维持社区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