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加利亚以及其他的南斯拉夫传统文化中，共同体里被“边缘化”的人，其明显特征是阈限性和社会-文化的“边界性”。个体（男性或女性）在社会领域象征性和仪式性地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个体被“排斥出”亲族的生活圈（出生—结婚—死亡），并“失去”了人的身体特征。被诅咒者、罪犯、病人和没有孩子的妇女都丧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且有着“不全的”身体。他们被描绘成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有腿不能动、有子宫却不能生育，等等。他们被驱逐出共同体，处于“社会死亡”的境地，没有机会在社会结构上向上攀升。这种处境引发了共同体（家庭-亲族、地方）的危机，在保加利亚的文化中，这种危机通过仪式、象征性的净化、愈合或救赎来克服。在某些危机情况下，共同体实际上驱逐边缘人，因其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全的、“边缘的”身份对整个共同体都是危险的。罪恶、诅咒和“上帝的惩罚”落在家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并传诸子孙后代。如果我们考虑到家庭-亲族的生育圈在传统文化中是最重要的，就会理解边缘人“不全的”身体何以对整个“亲族集团”来说都是危险的。

本文将从象征性和仪式性的维度展现个体生活圈中的危机处境，以及保加利亚传统文化中克服危机的仪式性活动。关于保加利亚以及毗邻民族文化的民族志方面的材料表明，在传统南斯拉夫文化中关于身体的社会-文化建构及其生育的二态性研究，可以通过分析“缩减”该身体的仪式性和象征性的途径得以丰富和充实。将传统的人置于社会“死亡”的边缘境地，是通过仪式性的活动实现的，与贯穿社会化的“建构”过程相似。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著名的保加利亚民族志学者和民俗学者M. 阿诺朵夫的观点，即父亲和母亲的诅咒是“社会正义的调节器”。

〔保〕佩特克·贺瑞斯托夫:佩特克·贺瑞斯托夫（Petko Hristov） 保加利亚科学院民族学与民俗研究所暨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博士论文为《20世纪初期以来保加利亚中西部传统村庄的行为范式》，研究领域包括巴尔干的劳工移民、过去与现在跨界移民的社会网络构建，家庭与亲属关系，巴尔干传统社会的社会角色、认同的构建、政治人类学。主要著作为《共同体与庆典：20世纪前半期南斯拉夫村庄中的Sluzba、Slava、Sabor和Kourban》（索菲亚，2004）、《巴尔干移民文化：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历史与当代案例》（索菲亚，2010）。

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