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符号分析的方法对2002～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展开了性别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部分消解，但传统的性别意象仍然存在，且女性群体内出现了年龄和职业的区隔。性别图景的复杂化，折射出国家与市场相互交叠与冲突所导致的性别话语的二重性。其叙述方式则表明传统的性别文化以面纱的形式更为隐蔽地存在，限制了两性平等发展的机会和自由。建构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社会广泛开展的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行动之一， 即是对各领域的各级决策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社会性别培训;①与此同时， 国内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认识逐渐提高。②在这种背景下， 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于1997年秋设立《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中文) 编写项目， 成员有卜卫、王佐芳、冯媛、张李玺、杜洁、李慧英。经过培训及半年多的编写和...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贯彻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加强和改善社会参与与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于社会民主政治推进有重大影响。本文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有明确的国际背景，是一项全球性战略，也是全球政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中国境遇，本文从责任主体和行动主体两方面指出了其有待加强和改善之处，并阐述了在后现代境遇下，社会性别主流化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

“回归主流社会”是救助保护流浪儿童的根本目的。其主要内容有：让流浪儿童有一个与普通儿童既类同又具有不同特点的生存生活环境和受教育机会，学习和掌握一定知识技能，使其能够逐渐形成与普通儿童一样的思维方式、成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等，这些内容既可以各自独立实施，也可以形成系列措施相互结合推进。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行动纲领》中提出：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推行一种积极醒目的政策，把性别意识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从而在作出决定之前分析对妇女和男子各有什么影响，及时消除和修正不利于妇女或男子发展的方案，坚持以人为中心，保证政策的协调发展。会议敦促各国政府加强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的规划政策协调起来。对此，我国政府作出庄...

中国的贫困测量方法基本上沿袭国际社会的经验，建立在以“家庭”为“收入测量” 单位之上; 同时，我国单亲女性户主家庭的产生多源于丧偶和离婚 (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未婚母亲”)，它在整个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小，这种状况使由“家庭结构差异”显现出的“贫困女性化”，较之西方国家更少呈“显性”状态。总之，基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政府报告和学术研究的正式文字记载中尚未出现具有...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促进我国妇女和性别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一个跨学科领域的繁荣和发展，2004年12月15日，由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办的“推动妇女研究进入社科研究和学科建设主流政策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会长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借助国际发展领域的扶贫合作项目，社会性别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得到普遍传播。2008年前后，随着国际机构撤离中国，国内公益慈善资源和中心发生改变，社会性别随之边缘化。2015年借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公益圈的女性主义者喊出“北京再出发”“重提社会性别”“社会性别让公益更有效”的倡导声音，使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