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层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的善治，依赖于基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多元主体间的积极互动和有效协调。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一书，从基层政权与市民组织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及博弈关系，进而提出“准公民社区”的...

实行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较快发展起来，其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不管在起步还是在发展程度方面都具有远郊村所不具备的优势。伴随着非农化乡村的形成与发展，他们有的完成了从乡村村民户籍到城镇居民户籍的变更，有的开始了从村民待遇向市民待遇的转换，有的实现了从乡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转轨。回顾和梳理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

本文立足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的问卷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采用新制度主义的多层次因果分析框架，探讨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的市民化选择及其异质性，以期为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究了本地村民入户城镇的影响因素，本地居民的回迁意愿以及外来常住人口的选择性市民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市民化的建议。

本文将从定量的角度，通过设计农民市民化的测评指标体系，评估当前农民市民化水平。

以2003年延庆县东小河屯“乡下有我一分地”项目为起点，市民小菜园、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京郊地区逐渐自发地发展起来。目前，北京市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5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元人民币，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市民对体验农耕文化、回归大自然以及安全农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市民小菜园”项目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本文在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得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制度因素，其中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均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综合的，但是制度因素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

主持人：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今天的主题是““大运精神”与市民伦理”，我们请到的主讲嘉宾是深圳大学的李凤亮副校长和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的吴惠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