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对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公共外交在韩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进入上升阶段，成为韩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制定的《公共外交法》为韩国公共外交的制度及运营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以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至当下为时间范围，梳理韩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举措，并分析《公共外交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带来的公共外交制度变迁，尝...

近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到任和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让人看到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灵活多样。笔者联想到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特殊身份和他任驻华大使后在中国的主要活动，从中可以窥见本届日本政府对面向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视。

地震、海啸等突发灾难的灾后救援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本救援提供了多方援助。作为大震后首先到访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5月21日、22日参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专程赶到福岛地震灾区慰问灾民，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

“3·11”日本大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灾难，给日本农产品、日本旅游等方面造成极大冲击。灾难发生后，日本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着力恢复遭到损害的形象，围绕农产品、吸引赴日旅游等问题，从多方面开展了公共外交活动。

历史上的侵略行为一直是日本在开展外交活动时的包袱，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在亚洲受害各国，日本国家形象依然较为负面。但是日本通过媒体对外传播、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援助外交等手段，不断推进公共外交，在全球塑造正面的日本国家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经济腾飞为其改善国家形象打下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并不断在国际上塑造“非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平主义...

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对日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当前中国政府的很多对日政策，其核心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形成。考察当前中国政府的对日公共外交政策，有必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进行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并没有外交权。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民政府，所以其很多对日政策具有...

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对话、协商”始终是两国秉承的重要原则。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强调，需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两国外交事务当局逐渐建立起“随时协商”、“定期协商”的交流机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实际工作以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外传播机构设置日渐成熟合理，对外传播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论著不断问世。同时，对外传播与公共外交等相关课题结合进行考察，也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