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贫实践中，不能机械理解负债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贫困。针对“救穷”与“救急”问题，扶贫策略上应各有侧重，通过健全农村金融体系解决“救急”问题，通过完善兜底保障体系解决“救穷”问题。针对困难群众的应急需求，两套体系都要提供支撑。唯有如此，才能更大程度上发挥有限资源的扶贫效益，提升扶贫工作背后的资源分配公平性。

本文采用2013年、2015年、2017年连续三次被追踪访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多维度的家庭过度负债指标，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过度负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抑制家庭过度负债，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家庭而言。进一步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家庭...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级负债状况相关，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新的途径：可以通过农民行动单位来推断村级负债的情况，又可以通过村级负债来反推农民行动单位。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高额的县乡教育负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问题。目前，各地的还债工作正在逐步开展，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仍然在负债运行。如何认识和化解庞大的县乡教育负债，成为农村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经过10多年的国际债务调整，当前非洲债务负担仍很沉重。长期以来，国际开发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国际私营资本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性减弱，私营资本活力下降，非洲融资形势严峻，负债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民国时期，中国一片破败景象。20世纪30～40年代，农村经济更趋萧条，农户谋生艰难，贫困程度加深，多数家庭常常出现亏空，只好饮鸩止渴，借贷度日。可以想象，在这种状况下，贫困农户借贷的主要用途是为了生活消费，当然也有少部分借贷用于了生产方面。中国农村中，除了贫困农户外，其他不同阶层农户的借贷需求则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地主、富裕中农、中农家庭生产性借贷需求就比较多...

近代中国的农村，在银行、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库等现代金融机构建立之前，农户借贷网络主要由四个渠道构成：一是私人借贷，如亲友与熟人的无息或低息借贷、私人高利贷；二是典当；三是村镇的商户；四是互助会，如各种形式的钱会。银行、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库等现代金融机构兴起后，农户新增了借贷渠道，但借款金额有限。总体而言，20世纪30～40年代，私人借贷渠道是农户借贷的主渠道...

1984年，中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户再度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的融资活动日益活跃。伴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农户融资渠道日趋多样化。农户的借贷网络中主要有六条借贷渠道：一是传统的私人借贷渠道；二是国家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渠道；三是钱会渠道；四是农村合作基金会；五是集体经济组织；六是新兴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