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建设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会信任、社会满意度、公平感和对社会冲突的感知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杨宜音，2006；王俊秀、杨宜音，2018）。对此，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同于近年来学界热门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态度一般与社会行为相对应，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心理评价，并暗含着相应的行为倾向（唐魁玉，2000）。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社会满意度和社会冲突感被认为是社会态度这一概念主要指涉的四个面向。在以往对社会态度的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对社会态度的概念和结构等内容的讨论并不多，更多的学者选择关注社会态度的某一特定维度，从实证层面探究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特征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首先，对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特征，有学者（田丰，2009）以人口特征为群体划分标准，聚焦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还有研究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切入，探讨农民工（李培林、李炜，2007）、中产阶级（李培林、张翼，2008）等群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其次，综观已有的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研究，可将之归纳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大方面。制度因素例如社会权益保障体系（郑功成，2009）、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凌巍、刘超，2018）、个体户籍身份和所属的社会阶层（怀默霆，2009；麻宝斌、杜平，2018）。非制度因素包括个体的受教育程度（麻宝斌、杜平，2017）、年龄、收入水平（王俊秀，2013）等。研究结果表明，位于教育程度高低两极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较高，但高学历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更消极。高收入群体持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感，但这一效应同样受到地区贫富差异的影响。随着地区贫富差异的不断扩大，对高收入群体而言，收入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此外，就户籍因素而言，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对环境公平的感知更强烈，但居民户籍对其他维度社会态度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比而言，无论是从文献数量还是研究的体系化程度来看，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态度的研究近年来才刚刚起步。以往研究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特征群体的社会认同，而对包括社会公平感、满意度、冲突感和社会信任的社会态度的观察较少。有学者（苏丽锋，2016）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态度做了一个概要式的描述，从对自身经济地位、未来生活、地域融合、城乡交往、对政府工作效率和社会重大问题的态度五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态度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的社会态度总体上比汉族更加积极。此外，还有研究（董泽松、张大均，2013）比较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支持和亲子互动差异，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评分显著低于汉族儿童。除此之外，并无更多严谨的重要文献深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社会态度，该领域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索。

总而言之，既有的社会态度研究多立足于以生命历程、社会阶层等为标识的身份群体或探索影响社会态度的制度或非制度因素。遗憾的是，社会态度作为一个沟通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动态概念，却鲜有学者基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考量其特征与变迁。由此，本章将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宁夏地区居民的社会态度特征及其群体差异。

焦开山:1978年出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任中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等。自2011年入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以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014年和2019年），参与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子课题负责人）和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子课题负责人，重要执行人员）。近5年来，出版专著2部，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民族研究》发表论文2篇、《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3篇、CSSCI期刊发表论文5篇。

郭靓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