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模战略经历了“控制大城市”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城市体系日趋优化。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在城市规模战略导向方面，效率视角的“大城市论”和公平视角的“小城镇论”便长期存在，其本质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考虑效率视角集聚经济的客观存在性，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的理念，本章通过评价中国城市居民福祉，并考察其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从福祉视角提出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导向。

城市生活质量与城市福祉

关于城市福祉的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早在1931年，Angoff和Mencken（1931）就利用106个量表发现密西西比州是美国最糟糕的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各国政府和学者对生活质量、综合福祉的关注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该领域的评价研究开始兴起。Ben-Chieh（1976）通过对一系列便利设施进行加权对美国大都市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价，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以人类发展指数（HDI）（UNDP，1990）为代表的客观福祉评价研究兴起；在城市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些关于城市宜居性、幸福城市的评价体系。第二类研究是基于空间均衡假设以隐性价值衡量城市生活质量。Rosen（1979）最早将这一方法应用到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中。之后，很多学者使用这一思路，采用不同的均衡模型和指标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隐性价值进行衡量。比如，Roback（1982）在原有消费者均衡中引入了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工资和租金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