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区居民：社区建设及治理的主体参与力量和直接利益相关者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同质性被打破。在工业化及市场化的推动下，大量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农村地区。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是以传统村民为基础的封闭型村庄社区逐步解体，农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二是大量农民已经从传统农业、农村中解放出来，职业身份发生转型。在开放与流动中，制度所构筑的社区社会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与排外性，乡村社会呈现内在分割的圈层社会结构。

农民的外部自由流动背后隐含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问题。早期，折晓叶、毛丹、项继权等在村治研究中就敏锐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传统乡村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冲击。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项继权指出“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杜睿云从户籍改革角度指出，要做到“破冰”和“融冰”，着眼于剥离户籍制度背后的与公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权利以使其能够合理流转。周作翰、张英洪则指出，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人权，应该成为新一轮乡镇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所在；应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李强则认为，“在权利体系中，应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维护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各种条件”。总体上来看，学界已经意识到了开放、流动社会背景下基层社会制度的滞后性，并尝试从破解各种制度入手促进社会的自由流动与社会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实来看，社区村民既是社会组织成员，同时也是经济组织成员，社区经济利益关系及权益分配变得更为复杂。袁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