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互助合作需要“重提”，意味着当前互助合作非但不普遍，甚至已经很少见，所以才有“重提”的必要。既然中国农民有高度组织化的历史，这一过程是如何中断的呢？这一过程的中断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的“三农”现状呢？这些都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介绍了苏州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时实行的“三大合作”。苏州市注意从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建立各种各样的农民合作社入手，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推进一体化建设。本文回顾了这“三大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取得的成效，继而探讨了这些合作组织对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指出农村“三大合作” 组织符合苏南农村发展的实际，促进了集体经济...

数量庞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尽管有着“某某合作社”等共同称谓，本质上却大有区别，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旨趣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书按照产权归属和主导力量的不同，将现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划分为“契约供销型”“企业主导-农民入股型”“松散合作型”“集体经济型”“农民主导-股份合作型”。这5种类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非农民主导和农民主导。下文将分别进行论述。

近年来，贵州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大数据国际合作交流，有效推进与有关国家在大数据相关的产业、技术、政策和应用以及安全标准等方面的交流与项目合作。当前，贵州在开展大数据国际交流合作中仍面临着多方面考验，应通过借鉴全国各地的经验，有的放矢、紧跟实际推进大数据国际交流合作，为提升我国在国际大数据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抢抓全球大数据发展先机和话语权贡献贵州力...

导语：国家回归社区治理要实现的目标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第一，维护秩序保障社区安全；第二，提供社区服务满足民众诉求。其中，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成为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的主流。在社区服务供给方面，各地均有各种形式的创新，其中上海的政社合作模式十分典型。这一模式主要是通过孵化社会组织、引入社工机构、增加购买服务经费投入、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建设、推动社区服务产业化发展等...

笔者在第六章以一个村庄为例，全面地展示了社会、经济局面如何影响农民的合作行为。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愚昧、落后、缺乏理性，因此他们很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但笔者认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以及理性思考的能力，都与其他阶层和身份的人无异。外人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农民具体生产生活状况的无知。如果双方处于相同的环境，很少人能做得比大多数农民更好。本书的一...

本文说明由于农户家庭经营的多样性，使得农户对金融机构是否能够提供给他们有效满足需求的服务，提出了便捷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更高要求。由于合作性金融自身贴近农民生活的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可以预见合作性金融必然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对促进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

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是谁?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在中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合作主体的模糊和缺损，一直是影响合作广度与深度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