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社会进行捐赠是慈善事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在我国，依靠行政渠道、凭借行政手段进行募捐是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可被概括为行政动员的募捐模式。行政动员募捐方式并不是今天才有。自1949年开始，行政动员募捐方式就已存在，其发展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

村委会选举中影响妇女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民主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为妇女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开放和均等的机会。但是这种从外部注入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却遭遇了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封闭的意识形态、薄弱的官僚组织等众多因素的阻碍，使得农村妇女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化的状态。如何打破这重重束缚，需要我们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有效的强制性制度变...

本文分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合作的变化。中国的农民合作历经了“村落传统与社区性合作”“国家政权建设与强制性合作”“市场化与单功能合作”“多功能合作”等时期，合作难则是各时期的普遍现象。

具有必要权力、强制性报告、儿童保护程序、国家监护制度或替代监护制度的政府或政府授权的儿童保护机构是儿童保护的基本要素系统。没有这些因素，受虐待儿童就很难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如果说国家代表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市场代表的是一种自发性的力量，那么，社会则是一种介于其间的力量，既是一种自发性力量的结果，但一旦形成又拥有强制性的能量。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社会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当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事实”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是由外在于个人，但又具有控制个人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的。社会事实包括两类：物...

本文为学术中的“三社联建”的集中探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既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动，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影响的产物。“三社联建”的实践表明，其对于规范合作社的运营，提升合作社的综合能力具有明显作用。本文研究了管理学视域下“三社联建“的协同治理对榕江产业发展的推进，分析了“社社联建”作用背后榕江农民专业合作社...

国家治理转型是国家强制性权力向国家基础性权力过渡的过程，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提升需要以发育成熟的基层社会（村民社会）为基础。如果缺乏具有自治能力的基层组织为依托，国家基础性权力会重新寻求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嵌入，从而造成国家治理能力转型的困境。要化解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核心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关键是充实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社会基础，根本路径是构建具有自主与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