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本土（indigenous）、地方（local）或民间（folk）知识及其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2009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的“本土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分论坛，来自国外的14名学者通过具体个案阐述了本土知识在地方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管理，甚至健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美〕杜罗西·比玲斯、〔俄〕维亚...

21世纪之初，当席卷京津的强沙尘暴以“灾难性震慑”的方式将中国北方草原的退化沙化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标志的一系列针对草原的生态治理政策也随之启动。草原的环境问题被转化为经济投入与技术治理的问题而转交给了政府主导的“专家体系”，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则被认为是草原的破坏者而处于边缘的失语地位。如果进一步检视草原生态治理所涵盖的具体政策措施...

游牧知识既是哈萨克族游牧民的生存技能，也是其认识和利用草原生态环境独有的一套工具、规则和世界观。游牧民正是依靠这套本土知识体系才得以适应脆弱的干旱区草原环境。游牧知识还起着指导牧业生产和规范社会中所有成员行为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持游牧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见，游牧知识体系在哈萨克族社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以随季节有规律地移动来应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社会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这种移动性基础之上。游牧知识也是游牧民在移动过程中，经过代代创造积累而形成的。那么游牧知识又是以何为载体，如何代代传承的呢？

草原是产生游牧文化和知识的源泉，所以本书自始至终把游牧知识体系置于草原生态系统之中。草原生态系统和游牧知识体系都是组成游牧社会生态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必要元素，而且各元素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所以，整体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元素的连锁反应。

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现代社会治理就是对专业化知识的应用。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他们都往往会在社会治理变革中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往往会将新的知识强行地纳入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也会把社会变革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1980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建立以来，贵州省的地方立法工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起步探索到逐步提高和规范完善的过程。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地方立法的概况进行了综述，并对立法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

随着PPP模式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和规范化，培养专业PPP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建立一套系统的、通用的PPP知识体系指南变得极为重要。本文从PPP知识体系的意义出发，介绍了知识表示与知识管理的内涵，重点分析了国际、国内多种形式的PPP知识体系，总结了现有知识体系的不足，并对PPP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建方法提出建议。